巴曙松教授主持丁安华先生主讲：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含义

　　在生育率低于预期、死亡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随着代际更替，中国的老龄化时代将快速来临。本文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很明显的趋势，即可能陷入到“人口陷阱”之中。敬请阅读。

　　丁安华先生，现任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曾任招商证券600999)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先生拥有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92年赴香港招商局工作，成为著名改革家袁庚的智囊之一，期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赴北美工作和学习，曾任职于加拿大皇家银行。2001年重新加入招商局集团，历任招商局集团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兼招商银行董事、招商证券董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发表多篇学术文章，曾翻译出版傅高义的名著《One Step Ahead in China》（中文书名“先行一步”）。近年关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出版《资本市场札记》等著作。

　　在生育率低于预期、死亡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预期寿命延长且出生率较低，随着代际更替，中国的老龄化时代将快速来临。在分析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之中，我们经常讲的一点叫人口红利，这就回到了我今天讲的关键问题——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含义。

　　中国的人口红利具有很明显的趋势——甚至来得比我们预计的更快，即可能陷入到“人口陷阱”之中。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就业人口（15到64岁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滑趋势；与此同时，青少年人口占比也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而大幅的下滑。如果以世界银行的指标（15到64岁人口占比，即劳动适龄人口占比）来观察人口红利，中国在2010年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比是73.8%，现在已经掉到了70%附近。低生育率叠加下降的死亡率和延长的预期寿命，使得中国的年龄结构迅速老化。

　　196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4%。2016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4亿、占比超过10%，这一比例超过了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的标准（7%）。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会很快以一个极高的斜率上升。目前，中国65岁人口占比相较美国日本还是偏低的，但是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就会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水平——老龄化比率超过20%；按照这种发展趋势，2050年，中国老龄化比率可能达到约30%的水平。

　　以上人口结构数据表明，中国抚养比会出现一些变化。观察总的抚养比的意义较小，应当分别观察每百人劳动人口所抚养的老人或者是儿童。按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儿童抚养比还会持续降低，因为儿童的人口在减少。值得关注的抚养比变化是老年抚养比在快速的上行。

　　事实上，中国老年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出现快速的上行，这一老年抚养比快速上行的问题使得中国养老和退休等保障体系难以负荷。对于人口的整个增长趋势来讲，大多数的数据是不可调整的，即在和平时期的生老病死是个统计现象；现在可以调整的、能够改变目前人口结构的唯一可能性是“出生率”，而其他的数据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空间。

　　和平时期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现象，使得大部分分析认为中国养老产业会成为一个新的、有前景的行业。我并不反对这一预期，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失去了大部分的焦点。

　　中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新生儿和人口结构的结构性矛盾。从人口金字塔来看，中国人口结构会逐渐变成“头重脚轻”的结构，也就是老龄人口比较多。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大约是35到36岁；2050年，我们中国的一半将处于45岁以上。这一现象有很深刻的经济的含义：

　　第一，在就业人口减少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会快速的收缩，潜在的增长速度可能比预计更加悲观，且这一现象可能会很快出现。

　　第二，房地产问题。中国面临人口流出的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如果出现了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可能会失去复苏的机会。

　　第三，即使看到养老行业的前景，在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下，将来会缺乏提供养老服务的人，例如护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在目前的趋势下，雇佣保姆和护工的成本在快速上升，可能导致养老行业需求快速上升、但老人缺乏照料的情况。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一现象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我感觉目前养老行业护理护工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供给缺口。

　　因此，表现在经济上，潜在增长速度会比我们想象中收缩得更快、下行得更快。对于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人口流出和老龄化程度比较快的一些省份和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前景比较悲观。

　　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在人口经济分析领域，有一个指标叫做Economically Active Age（“经济上比较活跃的年龄段”，一般的估算是在20到45岁之间），这一年龄段人口在未来会更快地收缩。如前所述，2050年，中国或将有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届时中国的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可能都会被老龄化社会所制约，所以我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引用了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写的文章——《少年中国》。

　　综上所述，从人口增长的经济含义而言，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前景。要改变这一悲观的前景，首先是要尽快脱离我们现在已经很明显陷入的低生育率陷阱，这就需要中国政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另一方面，是改变中国目前的就业和退休制度。事实上，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数据都是用国际数据，国际数据计算老龄化的标准是65岁、即将20到65岁之间的人口作为劳动人口。但是，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大概在55岁左右，尤其是中国女性工人普遍在50岁退休。目前，中国就业人口收缩速度较快，就是我刚刚说的每年适龄的就业人口收缩得特别快、预计每年减少约400万人，这也将对生产要素的供给侧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内容大致如上，促使我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原因之一，是2019年1月份发布的2018年中国人口数据、尤其是新生儿童的数据。这一数据极大低于官方最悲观的预测，甚至低于官方基于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情境下进行的人口增长预测。这一现象将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对中国经济结构、对储蓄、投资和增长模式、对社会养老和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产生一系列深远而长期的影响。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比较注重长期目标的政府，我们经常提到的“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目标，关键节点分别是2021年和2049年。在诸多因素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冲击因素、或者说一个负面冲击，需要我们更多的分析和研究。事实上，学术界特别是在海外已经有很多的文献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人讨论是围绕着养老行业的机遇和变化，而不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Q 1：丁总，您好。关于您刚提到的“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对经济增速的约束”，也有一些相对乐观的声音认为，尽管中国的人口数量包括人口红利的缩减，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升，提出了例如“工程师红利”等说法，并基于此认为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并不悲观，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A 1：中国现在的教育水平和人均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经济活动不仅仅依赖工程师的贡献，而是一个分工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也需要工人、和护工。只有工程师而缺乏护工，就会出现护工收入高于工程师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趋势是劳动就业人口在快速萎缩的同时，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也就是说，工程师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样，不可避免地面临收缩和老化的趋势。从创新的角度来讲，根据我们近期所做的调研，在航空航天业，工程师普遍处于30到40岁这一最好的年龄段。但是根据自然规律，他们也会老去，不再属于经济最活跃的、创新最活跃的阶段。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工程师，但如果按照这种趋势来判断的话，将来的工程师特别是年轻工程师的供给也会下降。

　　这就是一个短期和中期的矛盾和较量。现在我看到的是，收缩减少的趋势是非常明显、而且快于我们的想象。诸如工程师和大学生等人群，随着出生率下降，经过代际交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香港曾经出现过中小学招生不足的问题，中国目前也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也出现了学校关掉的情况。因此，即使工程师在占比上会提升，但是在总量上也会跟着人口规模的变化，即工程师数量随着人口规模缩小而减少。如果按照目前这种人口的发展趋势，它是不可逆转，除非我们有新的一个路径。短期来讲，我们当前还有人口的红利、人力资本的质量在提升，但是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工程师红利和人口红利一样，都会发生逆转。谢谢。

　　Q 2：首先，从利率的角度看。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以超过预期的速度下滑，未来进入低增长的平台，对应的将是一个低利率。另一方面，从储蓄和投资的缺口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曾经过剩的储蓄会变得相对不足，似乎又对应着利率会有走高的态势。您是怎么看待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利率的影响是什么？其次，相对应的也引发了汇率的问题。如果是从总量上看储蓄投资的缺口，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目前顺差的状态，此后会更多的出现逆差的状态？

　　A 2：对，从总量的角度是相当明显的。在目前这种人口趋势下，中国的储蓄率会快速的下行、然后会限制了我们的投资，中国会越来越变成一个消费的国家，中国的出口顺差也会随之消失。从利率的角度看，事实上，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是通过全球化来解决利率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下，储蓄率和利率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例如过去二十年，中国的高储蓄率就支持了美国的低利率环境。如果中国继续走开放的路径，这可能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

　　事实上，除了货物和资金的流动，“全球化”还包括另外一个含义——人的流动。在中国当前的特定制度背景之下，移民的流动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或许也是我们要通过研究来呼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民族国家框架里不太容易，但是从经济上、从全球化的角度，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轮的全球化，中国一般是采取货物出口的方式。其他国家的全球化，则不仅是货物引进，还包括移民流入。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移民结构的调整来应对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可能会收缩到10亿人。人口总量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关键在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畸形——头重脚轻。老年人太多就会引发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可能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经济含义的一个范畴。

　　总之，我同意这个观点——人口收缩叠加老龄化趋势，储蓄率会下降、投资会下降、经常账户会出现收缩。要解决刚才提到的利率的矛盾，各个国家的经验是采取全球化的资本流动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存在高储蓄的地区，通过资本流动平衡利率上行和下行的不同方向的影响。

　　A 3：对的，这是显然的。如果中国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社会结构和结构，即使在目前的框架之下，资金依然还是有流入的前景。我想说的一点是，从上一轮全球化的进程来看，如果没有解决人的流动问题，资本开放吸引资金进来还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可信的方法。外资进来以后，总是被划分为“外国企业”，外籍就业人口不是被“自己人”，没有途径移民中国，无法享受充分的和社会权利，这些人终究还要回去，外来的资金流动就呈现不稳定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多的政策启蒙要做。

　　Q 4：相比于欧洲和美国，即便没有人口政策的情况下，整个东亚似乎都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低出生率的问题。如果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那么东亚在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问题上，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及政策上应当做哪些提前的应对？

　　A 4：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个案。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日本在移民上肯定是比我们要开放的，移民到日本的路径比中国更加容易。日本也有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包括老年人重新进入就业市场等。如果我们要保持就业人口稳定，有一个可以在政策上马上改变的地方，就是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因为中国事实上有很多女性员工，如果她被界定为工人的线岁就退休了。现在女性的寿命其实比男性还要高，中国45到65岁的女性在劳动参与率这个方面是极低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逐渐的调整，而且现在就应该开始调整。本来我们国家的“男性60、女性55、女性工人50”的退休制度也不是全球的标准。以前在香港也有类似的女性提前退休的安排，被认为是性别歧视而取消。所以，看不到什么不可以改变的地方，反而可以缓解我们适龄人口的就业参与比例的问题。事实上，45到65岁的年龄段，也是女性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的年龄段。因为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女性可能还有很多的家庭责任（如生育等）。因此，45岁以上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就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同时，通过社保养老金调整等经济手段来鼓励女性参与劳动来舒缓人口红利的逆转，这是一个可以首先考虑的政策改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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