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杂志 建立数字化碳普惠机制推动生活方式绿色

　　个人生活和消费端的碳减排，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索数字化公众碳普惠机制，广泛倡导和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对于深入贯彻习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我国公众绿色行为碳普惠发展历程，通过分析政府和企业不同类型碳普惠机制存在的利弊和面临的挑战，提出我国探索推动数字化碳普惠机制的新思路及创新碳普惠机制的建议。

　　从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到12月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我国多次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碳排放总量减排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双碳”目标背景下，2021年上半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碳排放权登记、交易和结算管理等相关政策文件，并于7月16日启动了全国碳市场。如今，除了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八大高能耗行业外，不少企业、园区以及公众对碳交易也产生了极大兴趣，这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行业和区域碳减排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探索碳减排的过程中，基于公众消费的碳排放和减排潜力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2020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55.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4.5%。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于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消费方式转型和低碳社会建设的对策与途径研究技术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1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8万亿元，年均增速为11%。

　　然而，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人均GDP比重约为40%，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预计2021年～203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5.3%，到2035年规模将达到135万亿元；2035年～205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3.5%，到2050年规模将达到340万亿元。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在2019年1月发布的《传播干预公众低碳消费项目成果报告》中引用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家庭能源需求占国家能源需求的比例约为26%，产生的碳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比例为30%。其他研究显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所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占到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52%。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生活用能比重将上升，最终超过工业用能。随着我国消费水平持续增长，中国家庭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且由于家庭消费活动的自身特点，其减排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工业部门，因此消费端减污降碳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在2020年12月的气候雄心峰会上，我国特别提出“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今年2月，生态环境部和中宣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进一步指出，“结合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和完善绿色生活激励回馈机制，推动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公众的主动自觉选择”。3月15日，习总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广泛培育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通过生活方式绿色，倒逼推动生产方式和供给绿色转型。

　　个人生活和消费端的碳减排是实现碳中和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由于个人生活消费的碳排放分散，涉及面广泛，而且取决于公众消费意愿和行为的选择，要核算碳减排有很多难题亟待突破。

　　基于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公众碳普惠的文献研究和初步调研，笔者认为，应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支持下，推动搭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统一适用标准的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底层平台，量化记录各方减排行为，探索绿色生活回馈激励机制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碳普惠是指对居民或企业的低碳行为（行动）给予与其减排量挂钩的奖励，是一种促进生活领域降低碳排放的正向引导激励机制。碳普惠涉及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交叉融合。

　　2014年，中国碳普惠机制率先在武汉试点。2015年，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正式启动碳普惠机制试点，发布实施方案和建设指南，主要面向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碳普惠机制运作的流程通常为：收集各类居民低碳行为数据，根据科学的核算方法进行排放量和减排量计算，并登记到个人碳账户中。减排量按照转化系数折算为碳权益积分，可在相关权益平台上换取商品、优惠券等权益。权益平台上的商品、服务和优惠券由权益提供商或政府提供。综上所述，全民碳普惠机制实际上是结合数字化技术、市场化手段，外加政策推动的综合性绿色碳减排行为激励机制，具有绿色金融属性。

　　随着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益提升，数字化、物联网、通讯、智能手机与区块链应用技术崛起，在中国政府加强推动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引导下，企业开展绿色产品设计、研发、制造的投入和能力持续提升，绿色消费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得到广泛推广，绿色消费产品和服务市场供给大幅增加，支撑绿色消费的基础设施供给水平明显增强。

　　在互联网平台支持下，绿色消费在公众衣食住行等领域全面推行，公众在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绿色办公、旧物回收等多个领域的绿色低碳行为践行度呈上升趋势。2018年，淘宝平台的环保布袋成交量同比增长超100%，环保家装建材的消费量同比上涨51%，LED灯成交量同比增幅也超过50%。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自2018年3月推出旧衣回收业务以来，已吸引超过100万用户参与，超过1万吨约4000万件旧衣被科学再利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互联网平台提供了便捷的绿色商品消费条件，公众居家办公情景增多，互联网平台提供了高效的远程办公、在线会议和学习平台。此外，随着近几年城市慢行系统基础设施的改善，公众绿色出行的意愿正在逐步提升。以上成果为自下而上的碳普惠解决方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技术条件。

　　2020～2021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和能源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等机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碳普惠覆盖衣食住行游五个消费领域，涉及绿色出行、机动车停驶、垃圾分类、绿色消费、节水节电、旧物回收等13个场景。2014～2021年，广东省内八个地市及武汉、南京、北京、成都、泸州、上海、抚州等十余个城市，尝试开发了当地的城市碳普惠平台。

　　2020年，四川省泸州市激励公众绿色行为的碳账本项目——“绿芽积分”，获得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联合开展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年十佳公众参与案例”表彰。这一模式推出后，在四川多地迅速得到推广，形成了政府宣传、企业带动、全民参与的良好局面。此外，以蚂蚁森林为代表，包括滴滴出行、京东物流、美团外卖、迪卡侬、东隆集团、光盘打卡、飞蚂蚁、奥北环保等十余家企业也自主开发和推广了个人低碳消费服务或平台。

　　政府主导或以政府为主体的地方碳普惠平台，有“碳惠天府”“西宁碳积分”“广东碳普惠”“北京碳普惠”“武汉碳宝包”“成都早点星球”等。在有近1.2亿人口的广东省，“广东碳普惠”平台关注人数超7万人，注册会员约8000人，宣传普及人数超10万人。在拥有2093万人口的成都市，“碳惠天府”吸引超60万用户参与。“成都早点星球”做了两年后已暂停运行。“武汉碳宝包”2016年率先启动，覆盖领域较全面，目前也处于暂停运行状态。深圳市2015年推出的绿色出行碳账户平台，于2020年5月暂停运营。北京市交通委推出的绿色出行碳普惠活动2020年上线月，绿色出行碳普惠活动日活跃用户约300万人，半年累计碳减排量达2.38万吨，激励效果初显。

　　政府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优势是公益性强，对个人用户来说可信度比较高。但这类平台同时面临几大挑战：一是平台覆盖地区参与的人数较少，物质激励较小，公众感知度、参与度不高；二是缺少互联网企业的广泛参与和数据支持；三是缺少统一适用的碳减排计量标准，导致各地碳普惠市场相互隔离，无法连通；四是持续性不强，难以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2016年以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也开始出现，典型案例有“蚂蚁森林”“滴滴绿洲”“京东集团-清流计划”“百度农庄”“美团外卖-青山计划”“蔚来汽车-蓝点计划”等，这类平台覆盖衣食住行游等多个领域，通过碳普惠方式引导和激励个人选择绿色低碳生活。

　　企业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具有如下优势：一是互联网企业从推广企业产品、服务的角度出发，考量消费者需求，推出相应的低碳服务和产品，对消费者更具吸引力；二是互联网企业依赖于其自身的用户体量和活跃度，能够带动广泛的用户参与；三是互联网企业善于通过理念、技术和方式创新，构建“多行为场景设置、线上线下虚实结合、多方参与合作”平台，能够促进公众绿色低碳行为的转变；四是互联网平台通过实时记录和反馈，可以让公众实时了解绿色低碳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和改变，同时为公众提供短期激励，满足了公众的自我价值实现，为公众长期绿色低碳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动力。

　　同时这类平台也面临如下挑战：一是个人减排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参与主体数量大、分散、异质化，而企业的减排激励产品具有明显的面向市场的商业属性，且没有统一适用的个人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标准，因此，每个人的减排行为在不同企业碳普惠平台所产生的减排量不同，无法体现碳账户的公平性；二是个人减排行为在不同企业的平台会有重复计算的问题，造成一个减排行为在多平台重复记录；三是由于没有底层碳减排计量平台，每个人在不同的平台之间产生的碳减排量无法打通，无法形成个人碳减排总账本；四是无法形成各地区公众减排碳账本，也无法与政府引导公众绿色低碳生活和消费的激励进行对接。

　　研究发现，在居民消费端碳排放总量中，直接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占比较小，更多的是居民为满足生活需求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背后的生产与运输所耗能源而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由于碳排放来源类型较多，在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采取政府或企业为主的单一化碳普惠机制都较难奏效。因此，破解全民碳减排难题，要突破以往单纯以政府或者企业为主体的传统单一的碳普惠机制，转变单一化碳普惠机制为多元化碳普惠机制，探索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见图1）

　　多元化碳普惠机制可以解决政府碳普惠平台无法获取多场景用户减排日志、地区用户覆盖度不高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企业碳普惠平台因缺乏政府政策支持，用户参与动力不足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这种新型碳普惠机制能够形成个人、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碳账本，集全社会力量通过数字化手段支持全民碳减排，有望实现商业激励、政策引导鼓励、减排量交易并行的综合性、可持续的、市场化激励机制。探索这一机制，对于促进个人生活和消费领域减碳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绿色行为是指公民能够产生减排、节能或者减少资源消费效果的行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围绕与公众衣食住行游等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各方面，组织开展绿色出行、绿色家居、绿色消费、绿色餐饮、绿色快递、绿色出游、绿色观影等活动，引导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这份文件明确定义了鼓励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场景。基于绿色场景，可总结出公民的各种绿色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步行、公交地铁出行、骑行、机动车停驶、新能源汽车使用、点小份餐、不用一次性筷子、光盘行动、用循环纸箱、减少一次性纸杯使用、节水节电、垃圾分类、二手交易等。

　　公平公正原则是碳普惠机制的重要基础，碳账本将与商业、政策等多重激励机制挂钩，关乎公众切身利益。因此，碳普惠机制需建立统一的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新标准，保证不同参与主体的相同绿色行为得到相同的减排量和激励措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绿色生活方式激励。

　　不同的绿色行为需要不同的量化核算方法学，种类繁多的绿色场景对量化核算方法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有必要不断开发针对每种绿色行为的量化体系，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不断修订，保证量化和记录结果的真实可靠。

　　绿色行为减排量化标准应先由专家团队评估不同场景的复杂程度，包括参与主体的行为特点、项目实施的技术风险、场景规模等，待各方确认其可行性后，由标准牵头方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大数据的方式开展用户调研，分别确定用户在正常水平没有采取绿色行为的排放量，以及采取绿色行为后的排放量，二者的差值即为绿色行为减排量。如有必要，后期还可对行为量化进行抽样核查，随机抽取，并选择有代表性的用户、企业进行调研，不断修正数据。

　　打造新的数字化碳普惠模式，需要在统一适用的“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标准”基础上，建立第三方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的底层平台。平台采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通过计算引擎将碳减排标准模型化输出，帮助企业对其用户的绿色行为进行量化、记录、认证、激励及与可能自愿减排碳市场进行对接，进而实现交易，并以数字化的方式输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位一体”的碳账本。（见图2）

　　平台在衣食住行游等多个领域推动公众选择绿色低碳行为，记录各种绿色行为的减排量，将个人的减排量汇集在一起，作为全社会减排的重要构成，不再为单一机构服务，而是公开、公正、公平地为全社会服务。平台形成的公众碳减排大数据中心可将碳中和的责任和激励措施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人，是地方引导全民选择绿色生活的数字化工具和环保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抓手。

　　在政府层面，底层平台可以实现公众减排行为的数字化和量化，解决政府自身建立碳普惠平台所面临的缺少用户减排数据和减排日志的问题。同时，底层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激励全民选择绿色生活，为环保宣传教育提供抓手，能够将激励性政策与引导性政策完美结合。

　　在企业层面，底层平台可以解决企业自身建设碳普惠平台所面临的减排标准不统一、减排量重复计算、缺少统一监管、缺少政策支持和政府赋能、单纯依靠企业运营不可持续等问题。

　　在个人层面，围绕衣食住行游的每一次减排行为都将被底层平台累积并记录下来，基于统一标准，量化为每次绿色行为的碳减排量，形成个人碳账本。个人碳账本将作为未来个人的绿色资产，有望使个人获得公益、商业和政策鼓励性等相关物质、精神和行政激励，甚至获得绿色金融和绿色保险等方面的优惠。

　　扩大碳普惠的影响力，促进公众绿色行为的改变，实行统一适用的“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标准”体系，搭建第三方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的底层平台，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因此，为了实现全民碳减排，有必要构建一张可持续的社会合作网络，以实现整合资源、搭建平台、推动合作、互利共赢的目标。

　　一是拥有大量消费用户减排行为的企业。这类企业与底层平台合作，为用户提供碳账户应用服务，对企业用户碳减排行为进行量化、记录和激励，接入地方碳账本，与合作网络其他成员合作，共同对公众绿色低碳行为提供正向引导机制。

　　二是社会企业。包括品牌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通过积极促进公众碳减排，树立企业形象，履行社会责任，为公众提供更加优惠的商品和服务，增加品牌知名度与商品销量。企业也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公众减排量用于自身的自愿性碳中和。

　　三是地方政府。鼓励更多的地方政府建立公民绿色行为减排碳账本，在政府绿色优惠权发放、数字货币发放、精神激励方面发挥作用，促进公民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养成。

　　四是公益机构和媒体。整合基金会、国际组织、非政府社会组织、协会等专业团体、社团组织、媒体等，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生活消费领域碳减排的信息传播，动员公众参与，讲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各方携手努力，提升气候变化传播能力，将公众意识转化成更多行动。

　　五是专家和智库。聚集碳普惠、碳减排领域专家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碳减排标准制定领域专家、行为改变方面专家、绿色传播领域专家、互联网大数据领域专家等。通过建立广泛的社会协作下的公众绿色行为和消费的碳普惠合作网络，推动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各尽其责、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民低碳行动体系，使全社会从具备绿色意识上升为自觉的绿色行为，实现全民碳减排将不再是难题。

　　建立新型数字化碳普惠机制，需要国家政策法规层面的支撑。为了与“双碳”目标对接，使碳普惠机制推动社会经济体系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型，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纳入碳普惠试点地区的相关企业或个人自愿参与实施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绿色碳汇等低碳行为所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建议将碳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融入我国未来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作为全民参与碳减排的重要手段给予重点关注；支持开发各种场景的碳减排标准和方法学，促进团体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力争未来接入碳交易市场。

　　建议以政府为主导给予政策、资金相关支持，鼓励形成个人减排量市场化激励机制。政策方面，除了让地方政府多补贴，或鼓励企业多做公益支持之外，若能够出台相关金融激励措施，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银行根据企业或地方在低碳消费层面做出的成效，提供相关绿色消费信贷支持，个人征信系统也可探索与绿色低碳消费行为连接，把“碳信用”与信用资产挂钩。有了科学统一的碳减排标准和更加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个人生活和消费行为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建议通过打造城市碳普惠优秀案例，积累和分享经验，并以此为示范，向区域市场及全国推广，为今后制定碳普惠管理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提供实践经验。

　　底层平台基于统一适用的“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标准”，以数字化方式为政府和企业建设自身碳普惠平台提供基础数据，通过科学量化和记录，对绿色低碳生活践行者给予形式多样的奖励。显然，从法律法规、监管、政策、资金的角度看，这一平台需要在政府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保证公众参与具有充分的选择权，确保自愿参加。

　　建议围绕公民绿色生活方式等碳减排主题，在政府的主导下，发起成立“全国碳普惠联盟”，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平台，依托绿色、低碳、互联网等行业中坚力量，在量化标准、减排量交易、上下游协同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