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疫情与经济全球化的相关认识 ——在战略思想库线）

　　各位好！我的发言是抛砖引玉，对相关信息掌握很有限，自己按照会议设定的主题，就疫情和经济全球化这个视角上的一些问题，顺着讨论提纲的三个层次，

　　。如果说做个简要的认识概括，是短期破坏十分严重，因为它造成的人员没法流动、物资不能流转、订单作废或者不能生成，这些情况的严峻程度在今年年内全球经济的表现上，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现在一般都估计的负增长。中国在第一季度，已经是几十年间从未有的负6.8%的增长，其他经济体的负数也会陆续地披露出来。但是要注意，这种非常明显的对于产业链的破坏和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它是个短期问题。在种种不确定性面前，现在可说的确定性，似乎已有这么两条：一个是在本年年内，总体来说的好转是大概率，欧洲那边似乎已经扛过了这一轮疫情的高峰期，美国似乎至少是平台期了。当然，现在还得关注巴西，还得关注其他一些地方。现在一般专家们的说法，是到了夏季，疫情一定会减轻，但是不能保证到了秋冬季不复发，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那就属于不确定性了。另外一个确定性，就是年内的好转能转多少虽然不确定，但是如果看到两年，那么两年以后这个大概率，就是防病的疫苗、治病的药品与经验，都有望起控制作用，全球的经济一定可以得到修复，全球产业链那个时候受到破坏的情况也一定会往回得到修补，这是可以期待的，这也是一种确定性。至于能够修补到什么程度，那还得继续分析和讨论了。所以，这一层次我的基本看法，就是全球产业链的暂时和局部严重的破坏和某些脱钩现象，确实已经存在，但是这不代表基本的、主流的、长期的趋势。

　　。我的认识是，逆全球化趋势早在前几年已经有明显的表现，对此也有很多的讨论，领导层把这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这个概念如果再把它拆分一下，是不是至少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大家在经济学已经解释的“比较优势”、“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互通有无，从地理大发现、工业、现代产业推进到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在这方面是不断加码的，各经济体越来越依存于一个产业链。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共享的产业链，这是经济的因素、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另外一个，它必然伴随着的是规则体系的全球化，要在经济活动中间大家尽可能减少交易费用，就必须有一套世界通行的规则和秩序。我们也承认，这是在世界上已经形成的美国这些代表性的强国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的主导之下，有了这样的一大套规则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别无选择，你要对外拥抱全球化，就必须接受已成的规则，而且争取以后我们也逐渐成为规则制定者中的一个成员，再以后规则的修订和新生，比如WTO里的政府采购条款，我们是作为规则制定者之一参加进去的。但总体来说别无选择，必须对接国际上已相对成熟稳定的这一套规则，在经济的全球化旁边，要认可市场规则体系的全球化。第三个就是矛盾更明显一些的价值体系也有一种全球化。像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它在不断以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公开的或者隐含的方式强调它那一套认为代表文明高水平的价值体系，我们在这方面跟它就会有冲突了，就有一些现在即使是中国人自己认识起来也不一致的种种价值判断、价值取向问题了。这里面就更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当然，这几年的逆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麻烦，还是要首先说到经济方面，虽然有一个比较优势法则，但是它有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就是比较优势解释不了的“老大一定要打压老二”，那就是说到丛林法则上来了——它会压倒这个“比较优势”。美国就是在中国不断崛起过程中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使之朝野空前一致认同一定要打压中国。所以，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在中美关系这里面也碰到了非常明显的障碍，表现为逆全球化。疫情是在原来已经有的逆全球化的种种表现的基础之上，加剧了这些特征，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这些东西它们综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压力应该讲是相当大的。

　　如果说不同区域的表现，我觉得逆全球化最突出的区域表现，那就是西方对于东方、对于中国这个经济圈、对中国现在已经形成的超常规发展态势的遏制。这方面美国已经非常明显地不断出牌，现在最典型、推到前沿的，是在对我们的“贸易战”发展过程中，已对华为出手，打压华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迫使华为不得已宣布在美国本土的57家工厂全部撤离。特朗普这个大嘴巴所说当然也体现它的取向，最新的一些对中国要进一步脱钩的表现，已经说到要“完全脱钩”这样的威胁。这种情况当然对中国来说，是有非常明显的严峻性质的。

　　但如果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层面资本的诉求与表现来说，其实资本天然认可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因为把它收益的空间进一步打开了，到了后殖民时代,已经没有必要一个劲儿地去对接国家军事力量去殖民化，靠经济手段就源源不断取得收入。在这个情况之下，哪怕贸易战打起来了，美国的一些中端或者带一些中高端特色、但是不碰那个高端天花板的资本主体，仍然是有可能继续到中国来投资的，比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双方已经“剑拔弩张”了，特斯拉却到中国出大手笔，在上海那边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流水线上的新能源汽车已经源源不断下线，而且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占有量最高的国家；最近，据报道埃克森美孚又对中国本土投资出大手笔。往前看，从中长期分析来说，也还是有较开阔的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当然，同时就有一个资本逐利伴随着的安全问题，一旦中国和美国关系恶化到假如特斯拉觉得连安全问题都保证不了的时候，那么情况就另当别论。但至少到现在，似乎还没有走到这种中端的产业在中国都感觉不安全的临界点。所以，最新听说的埃克森美孚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投资，这方面就得综合着、权衡着看了。总体来说，逆全球化在欧洲的表现、在美洲的表现等等之外，在全球说起来最突出的区域上的代表性的逆流，是美国带头对中国的打压，但“完全脱钩”谈何容易，还可以继续观察。

　　，更展开一点儿，谈谈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逆全球化情况下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做一些经济社会综合的和产业关联方面的分析。我的看法，这个逆全球化加上疫情，在使中国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产生显著不良影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自己在推进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间，虽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自己内部的矛盾累积压力，也相当明显。所以，外部的冲击实际上和我们内部矛盾的隐患累积这个问题，是综合在一起影响我们的。面对外部的这些压力，你要想把它变成动力，在“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方面，就得积极而高水平地掌握一系列具体问题了。现在很突出的感觉，就是去年、今年中央两次发文要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官场由于种种原因，主要不是“觉悟”问题，而是“制度机制”问题，使得惰性表现得非常突出，为官不为，形式主义猖獗，官僚主义盛行，影响到实体经济困难。要是再把经济层面的观察上升到社会生活里大家都关心的思想动态来说，那更是可以评价为“社会撕裂”。这种矛盾累积在中国内部，本土上，它有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引爆点的隐患。前几年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些弄得很紧张的事情，最新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要注意，就是期间又有很多的“P2P难民”，他们的声音和微博场可以形成互动。据现在的信息，全中国受到P2P爆雷影响的人，有三亿出头儿，我想想也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为什么？它卷进去的如果有几千万人的话，这些人都是在亲友间东挪西借，向家庭成员、还有他们自己一些过去说起来能借到钱的朋友借款，结果现在基本都爆雷了，扯到约三亿人受到冲击，是有可能的。而现在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负责部门，金融办，金融监管机构、公安的经侦、纪检等在踢皮球。这个矛盾的累积和外面的压力合在一起，往往可能成为一种对我们来说十分不利的矛盾迭加、不良因素的综合。但如果把所有的考虑放在一起看全局，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就是克服当下的严峻局面和克服种种的矛盾，化解隐患，我们自己的底气，是要看清楚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仍然是全球化。我们绝对不能够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接受所谓脱钩思维，只讲中国怎么样骨头硬，自己怎么样有志气，我们就脱钩了又怎么样——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是要不得的，不是理智的态度。

　　客观地看现在虽然有种种的外部压力及其与内部矛盾的交织，还是应看到世界经济总体说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中金公司有一个分析报告比较乐观，它强调的是中国在现在的全球产业链上，还有所谓独特优势，就是我们处在中间，“比我们技术好的没有我们便宜，比我们便宜的没有我们技术好”。其实这个事情要从两个角度说，就是我们过去已说到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了，但是比高端我们技术上是劣势，比低端我们劳动力的低廉成本优势正在远去，处理得不好我们会被夹在中间，即技术上拼不过高端，而低廉成本拼不过低端。但是中金这个分析也有道理，在一段时期之内，至少未来的三五年还比较明显的，就是两头儿和中国的这种联系切不断，因为“比我们技术好的没我们便宜，比我们便宜的没我们技术好”这样的相对优势，是确实存在的。另外一份分析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大概是十年，中国在这十年中间如果处理得好，就是使产业链上我们的位置往上升级，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工信部的苗部长专门给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联合国关于全球产业分类有41大类，207种中类和660种小类这样的一览表，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在这里面占全了所有666个小类的经济体，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谓还处于中间的独特优势这方面，也必然会跟全球发生广泛的联系，美国打压我们的同时，其实称为美国盟友的欧洲、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他们在不少情况下也还是愿意跟中国做生意的。

　　专门看一下美国那边它的脱钩，要意识到其实过去高端一直是脱钩状态，中国出多少钱也没有可能买到美国的高端核心技术，美国现在又特别担心中国真能高起来，它现在主要是在维系头号强国地位的同时，要拉动它认为可以拉动的多数经济体来全面遏制中国。我们在这方面心里有数，要准备应对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美国的意愿会被打折扣，实际上它在继续力求主导这个全球基本秩序的同时，也并不能够使全球化的产业链发生根本的质变，美国人自己，也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维系基本利益铰合在一起的全球产业链。我们跟美国处关系，当然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明白认定“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没有别的选择，仍要争取“斗而不破”。美国最新的对华战略安排文件，它至少表述上也有斗而不破的意思。我们在抵御压力之下，即使对美国争取保持一些贸易的往来，仍然是很有希望的，因为从分类上来看，有一些我们的电子产品等等，在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对美国出口仍然占美国市场的大部分而基本不下降。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最新的一些动态中，我们要掌握好特别敏感的香港问题，它牵扯的实际上是中国整个的港澳台板块，以及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等等这些大事。牵一发动全身，我们要坚定而审慎地掌握底线而同时力求高水平地化解各种矛盾，面对全球处理好多边关系中对美国的反制，并努力加快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上向高端的逐步升级。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