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以来：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

　　正如罗宾逊所说，历史和现实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市场、商品经济，不可一概而论。首先是马克思所谓的前现代小商品（pettycommodities）市场，主要由个别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易组成。几代的优秀研究和理论概括，从恰亚诺夫（A.V.Chayanov）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到波兰尼（KarlPolanyi）和沃尔夫（EricWolf），再到吉尔茨（CliffordGeertz）和费孝通，探究了小商品市场。

　　学者大多说明讨论了小商品市场具有社会嵌入性，不可仅凭古典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认识。在中国，那样的交易可见于长期以来的高度社区化的“集市”，从明清时期到近现代仍然是整个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还占有一定的比例。我们思考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过去和现在都需要考虑小农经济中的小商品经济，它的长期顽强存在是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诸多不同方面之一。然而，主流经济学家波特克将那样的商品经济笼统表达和论述为全球“前现代”商品经济，认为它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与今天的“现代”经济没有关联。

　　罗宾逊则在小商品经济之上，进而指出，还有由地主／领主（而非直接生产者）卖出其所收取的实物地租而推动的商品经济。她并没有将那样的市场行为冠以某种名称。笔者则根据明清时期到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将其表达为一种“榨取推动的商品化”（extraction-drivencommercialization），以区别于买卖双方平等交换的商品交易。

　　这个概括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长期以来的商品经济实质的非常重要的一面：它主要是一种单向的商品流通。明清时期和近的市场经济中的最大宗交易乃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剩余粮食换剩余棉布（包括经中间商乃至于长距离运输）的交易。（棉布和粮食对中国经济的关键性也可以见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布票和粮票制度。）从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贸易来考虑，它主要由农村输出到城镇的商品组成——除了粮食（特别是“细粮”）之外，还包括肉禽鱼、（优质）棉纱和棉布、生丝（当时农民仅穿着棉衣，罕用丝绸衣着）等。反向的从城镇输出到农村的则只有较少量的商品。

　　根据20世纪的“满铁”实地调查资料，农民日常使用的简单小商品，如酱油、糖、盐、食油等，在华北农民购买的所有商品中大约仅占10%，在较富裕的长江三角洲约占20%（还有少量的烟草、茶、酒等）。那样的交换不是一种对等、双向的城乡贸易，而是一种，从普适性市场主义经济理论视角来看是“畸形”的，主要是单向的由乡村输出给城镇的贸易。那样的“城乡差别”下的市场经济一直延续到中国改革胜利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见于今天中国这个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中。那样的发展经历与波特克所转述的亚当·斯密（AdamSmith）提出的商品经济模式十分不同。

　　首先，斯密在1776年所建构的城乡、地区与国家间双向的平等互利贸易模式，所依据的是英国在18世纪率先同时经历农业改革和初始工业改革所导致的城乡双向贸易。当时，（根据大量的遗嘱记录而被证明）农村从城市购买的产品包括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与中国的经验十分不同。那样的城乡双向贸易仅能代表当时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城乡双向市场经济国家的实态，乃是比较特殊的经验。我们不可以像波特克那样将其虚构为普适或必经的经验或道路。它显然不符合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小农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

　　直接相关的是，特别突出的明清以来的“内卷型商品化”。在中国越来越沉重的人地关系下，小农户只能逐渐转向劳动密集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地从事单位劳动报酬递减的商品型农业生产：在长江三角洲主要是逐步从已经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水稻种植转入按亩需工18倍于水稻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生产，来换取当时市场条件下的约三四倍的亩均收入；或从水稻种植逐步转入需工9倍的桑-蚕-丝生产（丝织用具比较昂贵，仅在城镇进行），来换取也才三四倍的亩均收入。根据国内优秀的经济史实地调查、访问和文献研究，那样的以农村剩余棉布（和蚕丝）换取剩余粮食的商品交换构成了当时全国商品经济的主要部分，大约相当于其总量的4/5。

　　这种变化给小农户带来的亩均三四倍的收入，是用其全家，包括妇女、老人、儿童，投入亩均18倍劳动量的棉花-纱-布生产，以及9倍劳动量的桑-蚕-丝生产来换取的——笔者称之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是内卷型商品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带来的是进一步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但绝对不是斯密所描述的英国进入现代经济发展中那样的城乡双向商品经济，以及伴之而来的分工和发展，并由此进入单位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螺旋式上升的现代型发展。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的开宗明义的实例是，没有社会分工，十个人一天可能都生产不了一根需要18个不同生产环节的针，但经过分工生产，十个人一天便可以生产48000枚，从而导致现代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业产业的兴起。

　　18世纪长江三角洲所见的则主要是从农村单向地输出优质农产品到城镇的商品经济，较少反向的商品流动。因此，笔者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亦即农业“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之所以说这是“没有发展的”是因为，劳均产出的上升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含义，“内卷型商品化”则指极高的劳动投入密度换来的却是有增长无发展的商品化和市场经济，展示的是单位劳均报酬的递减而不是剧增。

　　它是中国改革中所谓“三大差别”的一个核心内容，而不是被斯密模式化的平等互利商品经济及其导致的螺旋式现代工业发展。罗宾逊没有考虑到中国那样程度的人地压力下的商品化，也许是因为，18世纪英国的户均耕地是150英亩，即900华亩，而清朝长江下游的户均耕地仅为10亩。对她来说，中国的人口相对土地的密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毋庸说，经典自由主义学者波特克则完全无视所有上述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