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地区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 ———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自2014年底提出经济新常态战略以来，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尽管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经济转型阵痛日益凸显、结构性问题叠加，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基调，经济结构尚需不断优化。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并将长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而对一国或地区而言，经济转型升级究其根本则是产业的转型升级（McMillan 和 Rodrik，2011）。国际背景下，随着产品的全球生产分工逐步细化、多国多产业间协调合作的逐步深入，原有单纯的国内产业升级问题正逐步深入、细化到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中。零部件等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大、跨境流动盛行，各国各产业之间逐步形成相互投入产出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因此，汇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视角下的产业升级问题越发值得关注。

　　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中国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大重要因素；而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下，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地域分割、清除市场壁垒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又一关键因素。那么，地区嵌入 GVC 将如何影响地区内及地区间产业升级？对地区间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达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程度？市场分割在此空间溢出过程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对全球价值链研究深入拓展至产业升级领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更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通过价值链跃升、破除市场分割、完善竞争环境，最终实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全面深化“对内改革”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作为产品分工的全球架构模式，将企业、地区甚至国家置于全球生产分工的动态学习曲线中，进而不断推动产业升级（Gereffi，1999），因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分析成为目前学界探究产业升级的全新视角。其中，现有文献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1）集中于全球商品链治理视角，阐述产业升级路径选择及产业升级分类问题。Gereffi（1999）将产业升级路径定义为企业或经济体由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转向OEM（原始设备生产商）、ODM（原始设计制造商）、OBM（原始品牌制造商）的集成制造过程，再转向更具盈利能力或技术、资本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过程；而Humphrey 和 Schmitz（2000）则将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具体划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跨产业升级，且普遍认为遵循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在产业内依次升级最终转向跨产业升级的规律。（2）集中于对产业升级各种衡量指标的异质化测度上。地区产业升级普遍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量变指 数等指标来衡量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动态转移过程（Ozawa，2007）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Gereffi，1999；Ernst，2001）；此外，周茂等（2016）借助出术复杂度构建城市技术复杂度量化城市产业升级。（3）微观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衡量指标具有多样化特征，包含出术复杂度（刘维林等，2014）、产品质量（许家云等，2017）、企业创新研发（李焱、原毅军，2017）以及企业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许南、李建军，2012）等方面。

　　然而，已有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实证研究尚未拓展至宏观产业层面，且空间溢出正逐渐成为探究地区间经济活动互动关联的又一重要视角研究，如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增长和收敛问题（Ertur和Koch，2007）到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白俊红等，2017），再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邵朝对、苏丹妮，2017），但遗憾的是，尚未有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此外，在进一步推进“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格局建设下，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打破地域间市场分割，消除市场壁垒，旨在综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使由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引致的中间品以及所隐含的先进生产技术、知识及资本投入等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成为现今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下（陆铭、陈钊，2009；盛斌、毛其淋，2011），高昂的国内贸易交易成本将限制中间投入、知识人才等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这将对 GVC 嵌入地的产业升级作用结果带来何种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对此做出具体分析。

　　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包含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自相关模型（SAC）及空间杜宾模型（SDM），各空间计量模型具有不同作用路径，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式（1）为含有产业升级空间滞后项的 SAR 模型，式（2）为通过误差项传导空间依赖性的 SEM 模型，式（1）、式（2）结合为式（3） SAC 模型，式（4）为 SDM 模型，其可兼具 SAR 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 SLM ）及 OLS 的特性。其中，i 为 31 个省份，t 为年份；lnstrit 为 i 地区 t 时的产业升级指数；gvcit 为地区 i 在 t 时期的地区 GVC 嵌入度；contrit 为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及研发水平等控制变量的集合；W为空间权重矩阵，ρ、β、δ、η和λ分别为Wlnstrit、gvcit、Wgvcit、contrit以及Wξit所对应的回归系数；ui和γt分别为地区、时间固定效应，ξit和vit为随机扰动项。

　　以空间地理位置相邻与否及地理距离的衰减变化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不仅可包含地区间经济活动随距离增加而减弱的客观事实，又可囊括地区间非邻接但距离较近、影响较大的关联态势。为此，将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W1ij）、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2ij）。

　　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数据，构建地区 GVC 嵌入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GVC 嵌入度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产业升级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GVC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具有地区内溢出，还可产生地区间溢出，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占比高达58％，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此外，市场分割使 GVC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减弱。

　　在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需做到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贯彻实施“对内改革”政策。进一步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完善国内市场整合，推动中间品、知识型人才以及技术等要素在省际的自由流动；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完善市场机制，进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持续发展打造良好软环境；借助“对内改革”政策的不断实施，促使地区嵌入 GVC 产业升级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着力提升地区产业升级；此外，积极发挥地区嵌入 GVC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作用的同时，合理控制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引领下，立足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优化对外开放布局；此外，在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外复杂严峻形势下，需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以高效率生产流程、高质量贸 易产品和高标准生产规则参与到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中。

　　基于以上两点，旨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妥善处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基础上，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旨在通过深化参与国际分工，推进产业链升级，逐步从分工的低端向高端延伸，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体系；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进以“开放”促“改革”新格局，决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改革攻坚期。

　　摘要：当前，国内经济转型阵痛凸显、产业结构亟须升级，在此背景下，汇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问题成为破解产业升级困境、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为此，本文首次立足空间溢出视角，在检验地区产业升级空间依赖性基础上，深入剖析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作用效果。研究表明，地区间产业升级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在地区内溢出，还可产生地区间溢出，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58％以上，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分析显示，地区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减弱。因此，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在促使产业升级的同时，需合理控制产业间的不均衡发展；同时，着力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实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全面深化“对内改革”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