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产业升级思想及对当代中国结构转型指导意义

　　不同于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和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升级思路，马克思经济学将产业升级看作是不同资本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为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下，不断引入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方法的产业发展能力的累积与培育的动态过程，其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过程既包括产业内部生产结构的变动、产业间生产结构的变动，也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生产的联动效应。资本的产业内竞争、资本的产业间竞争、资本的空间流动以及资本的分化是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机制和产业升级的实现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必须遵循生产方式特别是技术方式演化规律、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生产性劳动增长效应规律等的约束，才能真正使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改革开放近40年的时间里，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对外贸易总量实现了近乎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之际，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7.79万亿元人民币；[1]另一方面，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的比重也明显上升，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环节，一举成就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引致的世界市场环境的恶化，以及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下的结构性矛盾的显现，使我国的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了新常态。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位势的提升和贸易竞争力的增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贸易体系受到冲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复归倾向，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上述困境的因素很多，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但如果我们探求其背后的政策因素的话，这恐怕与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是分不开的：过于强调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嵌入导致我国对世界市场产生过度依赖的同时，使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产业部门发展不足，尤其是以承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低端发展模式弱化了技术溢出和技术学习效应；过于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原则的产业选择模式，使国内生产在参与全球生产过程中出现产业链和生产网络的“双重锁定”现象；以发达国家成熟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模式为“标杆”，片面追求“三次产业”发展的结构转换导致国内产业过早出现“去工业化”倾向，使实体经济（主要是工业领域）领域内产业间的相互需求下降，导致产能过剩；过于强调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单项突进，忽视了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产业变革过程，导致不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之间的冲突，甚至使产业政策成为掣肘产业转型的因素。

　　在面对上述产业发展困境时，选择什么理论指导我国的产业发展实践，需要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动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机制，以构建科学可持续的产业政策体系，进而指导我国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基于此，本文在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性地理解和认识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和解读马克思的产业升级思想，以期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实践有所裨益。

　　尽管产业升级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议程持续关注的议题，但已有研究对产业升级的本质和内涵的界定却始终是模糊的，或者说，学术界对何谓“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一个一致的意见。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两种范式展开的。

　　对产业结构变动及产业升级现象的分析，最早可追溯到威廉·配第那里。在维护与批判亚当•斯密为解释国民财富来源而提出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划分标准是否科学的论战中，威廉•配第给出了一国经济增长进程中产业结构转换的判断，认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2](p.167)1935年，艾伦•费希尔（Allan G. B. Fisher）对产业部门进行了划分，即所谓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在三次产业分类的基础上，克拉克利用多国数据对不同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劳动的投入产出进行计算，得出了劳动在不同部门分布比例的演化趋势，即所谓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沿着这一思路，罗斯托、库兹涅兹、卡尔多、钱纳里和泰勒等人对这一理论不断予以拓展和完善，形成了以“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变动为核心的基于增长视阈的产业结构转换的思路。自此，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被日益纳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用以指导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这种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路，将增长和发展看作是一个关涉从依赖农业活动向依赖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换的结果，主要关注产出和就业这两个静态指标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比例，并将其作为判断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和优化的标准。其后，阿西莫格鲁（Acemoglu D.）又将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改进引入对结构转型的分析，将产业升级归于产出与就业在产业间的动态变化以及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改进，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标准结构”理论。[3](p.693-771)然而，这种以对产业结构转换的现象形态描述为特征的结构主义思路，就其本身来讲，由于既未给出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是由什么驱动的，也没有给出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因而受到来自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内部的批评与挑战。事实上，以产值高低或就业的比例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做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发展过程的效率高低或好坏：且不说不同产业产值和就业比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的生产力水准，单就其将基于产值和就业的现象形态的产业结构比例当作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本身就已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蕴。

　　面对早期结构主义产业升级思路的缺陷，林毅夫教授在构建其新结构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基于比较优势及其演化的产业转换与升级的赶超思路：发展中国家应选择那些人均收入相当于自身2倍左右、资源禀赋大致相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追赶对象，把由企业发现并成功得以发展的产业纳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加以推进，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型与升级，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赶超性质的结构升级理论。然而，正如我国学者张其仔所指出的，“这种基于潜在比较优势的赶超型产业转型升级思路，因其无法精确评估一国的资源禀赋和无法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资源禀赋国家为什么具有生产不同类型产品的能力而失去普遍性”。[4]而且，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后发国家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①]

　　无论是早期结构主义思路，还是新结构经济学，其产业升级思路的本质仍然是“配第——克拉克”定理的翻版或拓展，其将产业升级定位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比例及其变动，并将发达国家现象形态的产业间结构比例看作是规律性的东西。事实上，结构主义的产业升级思路，不仅忽略了一个经济体生产方式性质或生产关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性质劳动（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劳动）的不同增长效应及其比例变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基于全球产品内分工视阈的产业价值链升级理论逐渐兴起。在研究韩国工业化转型特别是电子产业发展中，迪特尔•恩斯特（Dieter Ernst）引入了价值链这一范畴，用以分析韩国的产业升级。[5]沿着这一范式，杰里菲（Gereffi G.)将产业升级的过程概括为从代工生产到原始设计生产再到自有品牌生产的演进历程。[6]汉弗莱和施密茨(Humphrey J.and Schmitz H.)对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模式进行了划分，其总结了四种典型的产业升级的方式：一是工艺流程的升级；二是产品的升级；三是功能的升级；四是所谓的跨链条的升级。[7]两位学者将这四种产业升级模式看作是一个逐次递进的过程。这一产业升级的思路从微观或中观的视角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有益路径。但这一思路也有其致命的缺陷——并未揭示出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归宿在哪里。虽然这一理论认识到了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常常是相伴而行的，但其没有说明产业内的升级和产业间的升级对一个产业或企业来说到底哪种模式更容易实现，其约束条件或机会条件又是什么。而且，由于其过于关注产业价值链的攀升而忽略了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产业扩散机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产业结构转换规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的观点和思路。然而，综观这些理论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产业升级的结构主义思路，还是基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思路，要么因为静态的分析方法而有失偏颇，要么缺乏对产业结构转型实现过程的分析而难以操作，要么因强调单一因素的作用而失去普遍性。而且，已有的这些研究因为其概念范畴的含混性，本身也无法真正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内在机理，尤其是对因分工演化而导致的产业扩散机制和产业多样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作用的忽视，使现有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最终完全放弃和背离了“斯密传统” ——劳动价值论（特别是斯密关于不同产业部门劳动性质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思想），而将所有产业都看作是价值创造的部门，使其在选择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要廓清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存在的问题，构建一个科学的产业升级理论，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变革的过程，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升级过程。这一过程既表现为产业内部生产结构向着更高效率活动转移的过程，也表现为不同产业资本向着更高利润率部门流动而形成的产业间结构比例变动的过程。随着资本竞争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进程还表现为因资本和劳动分化所引致的产业多样化进程——不断引入新产品或新产业的过程。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经济学视阈的产业升级至少包含以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逐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始终会以竞争的方式表现为对资本的外在强制。就同一产业部门的资本来说，要想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使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得以提升，使之高于或至少等于部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这是由市场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劳动生产率又是由“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与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8](p.53)因此，资本一方面会不断引入新工艺、新的生产方法或管理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会不断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和资本间的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进而提高生产效率。[②]这样，同一资本内部的生产者出于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维持自身生存的目的而展开的竞争就成为产业发展的常态机制。这一情形一方面会使效率较高的资本获取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会使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资本也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各个方面入手提高自身的生产条件、销售条件和管理方式。于是，一旦一个资本引入了新的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会引起其他资本的模仿，从而形成产业技术或生产的组织方式的产业内扩散机制，这就不断推动产业部门内部的资本不断向效率更高和超额剩余价值更多的生产活动移动，使整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结构得以升级。对此，马克思分析到：“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会采用新的生产方式。”[8](p.370)事实上，正是资本的逐利和社会需要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由协作、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在这一演化进程中，生产的技术方式不断推动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生产的社会方式不断发生变革以适应这一技术方式，反过来新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生产的社会方式又不断推动生产的技术方式演化与进步。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产业升级的总的推进动力。

　　产业内不同资本的竞争，在不断使生产的技术条件改善的同时，也会不断推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集中。资本规模的扩大使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经常性发生变动，使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构成比例出现高低不同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不同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差别。但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利，必然要求等量资本获取等量的利润。于是，资本就会由利润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的这种流动既包括新增资本流入高利润率的部门，也包括原有资本转移而进入利润率高的部门。资本流动的结果，不仅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平均的利润率，而且使不同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在产业间扩散。资本的产业间竞争，在两个方面推动了产业的升级：一方面，资本的产业间竞争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日益增强，也使两类不同分工之间的转化不断推进，这就使一个产业的生产链条不断得以向前向和后向延展，以致不同生产被纳入同一产业的生产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的便宜程度，取决于把它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它的便宜程度不仅是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其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它构成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9](p.9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的以至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 [8](p.440)的判断。这样，产业升级就不仅表现为向更高生产率和更高利润活动的转移过程，而且还表现为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模式向已有产业（通常被称之为“传统产业”或“成熟产业”）的扩散过程，从而改变原有或所谓的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进而推动产业的升级，今天的电子信息技术或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资本不断地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会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不断移向更高效率和效益的部门，整个社会不同产业或部门劳动的配置比例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③]由此可知，在马克思这里，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因此，一个社会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就成为制约产业升级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资本的盈利能力取决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其要想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当然，这里剔除垄断的情形），就必须使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部门或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由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互为条件和相互作用的[④]，因此对有利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的获取，就成为资本配置与管理的直接目标。正如前文所述，决定资本生产率的因素既涉及生产力层面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和自然条件，也涉及生产方式（当然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与效能，即“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9](p.96)由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分工的程度，因此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由于同一产业部门面对的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同一的市场价格，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的资本在与劳动生产率较低地区的资本进行竞争时，在落后地区的市场上不仅能获得正常的剩余价值，而且能获得一个超额的剩余价值，这就引起资本在产业内进行跨区域流动，进行生产的再配置，这在现实社会就表现为产业的空间转移。与此同时，由于狭义的流通过程与生产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共同构成资本总的流通时间，因此为靠近销售市场以节约流通时间，提高资本的年利润率，资本会将生产转向产品的销售市场附近，这一点被大卫哈维称之为“资本的空间修复”。对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或者后发地区）来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资本生产的转入，一方面会使本地的生产率在整体上得以提升，另一方面资本间的竞争引致的学习或模仿相应也会使本地资本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尽管存在引入资本的技术保护现象。这样，资本的空间移动，会推进后发地区的产业升级。如果将这一过程推广到世界市场，这一点也是适用的，而且在现实世界甚至成为后发国家或地区推进本地产业升级的一种重要模式，尽管这一模式从长期来看未必是一种有效的模式。

　　随着资本逐利和为应对竞争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资本在市场规模不变时，使生产同一使用价值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必然减少，从而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过剩。这样，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经济运行必然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要求资本创造出新的需要，或者说必须引入产品创新或形成新的产品功能以扩大消费的范围，使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样化或直接转到新产品的生产。对此，马克思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曾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10](p.389)而且，由于“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8](p.560)因此，资本逐利和相互竞争的结果，必然将资本的生产不断引向新的具有质的差别的使用价值生产。另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使资本的生产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和奢侈品的生产，使生产活动不断移向更高的利益环节，推动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8]512与此同时，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劳动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配置比例不断提高，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8](p.513)其实，这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大工业将现代科学和工艺纳入生产过程，必然要求将科学技术发展到顶点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使精神领域劳动的科学研究成为专门的职业；二是使非生产劳动（或者说服务劳动）者的数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例增加。于是，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必然使资本和劳动出现分化，从而使社会生产或产业结构的比例发生变动——产业结构的升级。[⑤]

　　一个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总要受到生产的技术方式的性质、社会需要以及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进程，归根结底是由一个社会不同的生产目的决定的。在这些约束条件中，有的属于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有的是生产关系条件的约束。因此，一个社会产业升级的进程只有在符合这些规律性约束时，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转型升级，取决于产业的技术进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等因素。因此，产业升级首要的直接推动力在于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产业技术进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促进机制又依赖于企业内部各种能力的积累。我国学者路风就指出，“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1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产业转型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引入，总是在原有产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技术突破总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后，科学技术和工艺成为生产的主要方法，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固定资本形态存在的机器体系。而以固定资本形态存在的生产资料代表着这个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指出，“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12](p.92-93)也即，如果抛开因技术积累所引发的产业的话，惯常的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产业升级往往表现为一种产业发展的内生过程，其总要受到已有的能力积累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⑥]。所以，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绝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新产业、新动力对已有产业的完全替代过程，否则将会割裂技术演进的中介过程。一定意义上，产业的升级往往并不要求企业发明一种全新的技术或全新的产品，如果能够发现市场上已有的能够用更低成本生产的产品的新方法，就能够实现产业的升级。因此，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产业升级过程中，绝不能持有对传统产业一概否定的观念。其实，马克思在阐述其唯物史观时，已经说明了这一原则，“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的生产力，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13](p.340)所以，推进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或者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要注意与原有能力和产业发展现实相适应，而不能一窝蜂地采用所谓的全新的技术，这是由产业升级的内生规律决定的。而且，产业升级常常表现为新技术向已有的成熟产业的渗透而引致的产业变化过程。

　　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产业内部或产业之间社会劳动配置的量或比例的变化，总要受到社会需要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性质的限制。也即是说，产业升级引起的结构性变动不是限的，而是要受到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限制。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总是在不平衡的结构中实现结构的平衡。这一平衡过程既可以是市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实现的，也可以是通过社会有计划地加以协调实现。如果某一部门的生产超出社会需要的范围，其结果要么使商品以低于市场价值的市场价格出售，要么造成产品的积压而无法实现其价值，这是价值规律在一个产业部门内部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就一个经济体的全部产业部门来说，价值规律的贯彻同样要求这个经济体要在社会各产业部门按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学术界称之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的一定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9](p.716)因此，劳动生产率变动所引起的产业向着更高效率和更高利润活动的转移，或者社会劳动向非生产领域的更多配置——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所说的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必须以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协调为前提。不仅如此，就是各个产业内部，其生产活动的配置也要遵循比例协调规律。如是，才能真正使产业升级成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现象形态来看，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将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描述为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不断提升，并将这一现象看作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如果单就经济发展的现象形态来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同量使用价值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会相对减少，这样，就使非生产性劳动者在社会就业中的比例增加。但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总要受到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限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定社会的劳动性质——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内容和劳动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其中，生产的社会性质是居于主导或支配性的因素。也即是说，判断一种劳动或劳动部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首先是由这个劳动所隶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性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的分类问题，其将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称之为生产性劳动，并将劳动的物质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劳动生产性的补充定义。 [2](p.157-163)或者说，决定一种劳动是否是生产的，首先是由这种劳动所体现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即生产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生产性劳动才决定于其是否物化在商品或物质财富之中。对此，马克思说到，“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义。” [14](p.442)如果抛弃劳动的社会关系一般地讨论劳动的生产性与否，那就是马克思批判斯密所说的“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或者是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永恒化。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协作性质日益普遍，资本主义生产也日益表现为总体工人共同劳动的产品，“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8](p.582)于是，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扩大了——工厂的监工、工程师等均被纳入到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总之，如果我们要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一个准确的定义的话，那就是“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15](p.99)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来看，一个社会不同性质劳动的配置比例，总是要以生产性劳动及其效率为前提，并受到生产性劳动效率的约束，这在现实世界就表现为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中心。即使是发展非生产性部门——服务业或第三产业[⑦]，其前提也必须是在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力极大提高的基础上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尽管存在内循环过程（例如金融业），但其产生与发展的根基始终是第一、第二次产业的需求。如果人为地推动第三产业的超常发展，使之超越第一、第二产业的需要，则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不仅不会有所提升，可能还会下降。这是因为，如果第一、第二次产业效率较低，那么人为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只能是以较低层次的服务业与之匹配，进而弱化整体经济效率。反过来，如果发展高层次的服务业，由于服务的对象层次较低，那么这种服务业很难嵌入第一、第二次产业而形成整体的效率和效益的提升。与此同时，过度发展第三产业，还可能导致经济的“脱实向虚”，增加整个社会的投机性。对于这一点，我国学者王国平曾以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为例给予了充分的说明。[16]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生产性劳动领域，也要科学区分并合理配置劳动在新生产、新业态和新模式上的比例。如果一个产业的发展过于注重对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发展，忽略了新生产本身，就会使产业的发展呈现金融化趋势，使金融业的发展出现“脱实向虚”现象而导致整体效率的损失，并使产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国内“共享单车”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推进产业升级，必须始终将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本身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

　　上述的分析表明，不同于西方主流产业升级理论，马克思的产业升级思想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框架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演化（包括生产的技术方式、组织方式与社会方式）为主线，通过对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及其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不同资本如何在追求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为应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及内在机理。结合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交互作用与转化，马克思分析了产业多样化进程的推进机制与演化过程。由此可知，在马克思这里，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发展能力的累积与培育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来看，产业升级是加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手段，是一个产业发展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以及产业发展能力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因此，对产业升级路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产业由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攀升，或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或者由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的转变过程，更不应该将其看作是单纯的新产业对旧产业（包括成熟产业）的替代过程，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遵循产业升级规律的前提下，基于自身能力积累和要素禀赋条件，不断推动产业向着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目标实现良性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既包括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也包括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和新技术向原有产业的渗透和拓展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层面的因素，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因素。因此，在产业升级政策的设计中，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入手，既要激励生产力层面的因素，也要激励生产关系层面的因素。特别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将产业升级置于核心环节。与此同时，在培育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定位所谓的“增长三驾马车”的地位和作用：注重有指向的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不能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能动而削弱投资的产业技术进步作用，因为资本和技术从来就是不可分的。更不能盲目地以发达经济为样板，人为地、超越产业发展规律地过度发展所谓的消费型经济或服务型经济，而应始终将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上，以保持工业体系的完备性。事实上，产业链的完整性、配套性和产业体系的厚度与丰度等因素，可能恰恰是中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的真正来源和保障。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EB/OL].中国经济网，

　　[16]王国平.产业升级规律与中国特色的产业升级道路[M].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1）.

　　[①]我国学者詹懿就认为，过于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选择模式，使中国企业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分工网络过程中陷入了高能耗、低收益的粗放型发展泥潭，无法积累向高技术、高品质产品升级的能力。具体请参见：詹懿.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五大误区[J].现代经济探讨，2013（10）.

　　[②]事实上，不断积累起来的资本，会以新的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进行再投资，进而形成一个互动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会不断将生产移向效率更高和收益更大的生产活动。这一过程所形成的产业内扩散效应就会推动这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断得以升级。

　　[③]分析至此，我们会发现，产业的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在马克思这里，产业升级恰恰包含了这两个具有辩证统一又相互转化的方面。

　　[④]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以举例的方式予以说明：“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a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因此，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表现为资本a的流通过程的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性是使资本a的流通不受阻碍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具体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6.

　　[⑤]由生产性劳动效率提升所引起的非生产劳动比例的增加所形成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有其特定的约束条件，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中加以阐释。

　　[⑥]这种能力的积累，不仅包括已有的知识技术的积累，也包括劳动者生产能力的积累。对此，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时指出，“除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时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还有工人个人技能的不断积累，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传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虽然这种积累在再生产过程中有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为此无须花费分文。科学就其被应用于生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这种积累就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不断再生产。”具体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4.

　　[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界定，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动也存在生产性劳动，特别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