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补齐公共卫生投资的短板

　　面对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其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日前呼吁，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该建议的确切中了目前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重要短板。

　　像当年抗击SARS一样，如今顽强地阻击新冠肺炎病毒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度与配置资源的能力，更清晰领略到中国百姓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罕见合力，但同时也显示出我国公共卫生设施及其应急能力不足的重要短板。作为应急之举，国家决定在武汉投资建设“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同时改建“方舱医院”，二者虽然起到了扩大床位供给与临时收治的功能，但因此而花费的巨额财政资金与人力资源不难想象。也正是如此，疫情过后围绕着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作出深刻的反思非常必要。

　　诚然，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的投资伴随公共财政对民生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相较于1978年只有35.44亿元，40年后，财政投向公共卫生的资金达到了1.6万亿元，占GDP之比也由0.9%上升到1.7%。不过，虽然投入资金的绝对数增加了不少，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高达7%以及中等收入国家4.5%的占比而言，我国财政投入比重依然比较低，甚至也只是略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1.5%的水平。不仅如此，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资并非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最低是1995年只有0.62%的占比)，而且增加幅度跑输总体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

　　通过公共卫生总费用的进一步盘点更能看出政府对公共卫生投资的不尽人意。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公共卫生总费用为57998亿元，占GDP比重为6.6%，这一占比不但低于高收入国家(均值8.1%)，而且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还要低(均值6.8%)。更为重要的是，在由政府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与社会卫生支出组成的公共卫生总支出中，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仅就最近10年而论，2010年政府的支出占比为28.7%，而到2018年则下降到28.3%，中间最高年份占比也只有30.66%，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同时，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不到30%的占比不仅明显低于主要工业化国家70%至80%的比重，而且与新兴市场国家45%的占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的卫生总费用占政府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13%，最高达到了17%，而我国只有11%。

　　过往政府财政之所以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一方面是公共卫生消费理念的落后，即把公共卫生支出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甚至消耗性支出，而没有当作人力资本性投资；另一方面，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存在非对称性，卫生支出主要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在资金供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由此出现了公共卫生建设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状况。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公共卫生服务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外部性，比如治愈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就等于降低了其他社会成员感染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共财政必须果断地承担治疗新冠肺炎费用的原因，由此也不难知道，公共卫生的投入与建设只能由政府唱主角。

　　必须强调，增加公共卫生的投资完全可以依托产业链的关联作用带动经济增长，而且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而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另外，作为与教育并列的人类资本两大基石，健康既是个人学习能力的基础，也是个人劳动生产力的基础，同样还是个人智力、体力和情感及发育能力的基础，因此，投资公共卫生就是投资健康，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这种投资行为既能带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也能带来企业产出的增加，更能带来国家财税收入的稳定增长。

　　还要明确地是，公共卫生的首要目标不是营利性而是公益性，因此，增加充分的公共卫生机构、添加完备的医疗床位以及招聘更多的专业公共卫生人员等也许会产生资源闲置，但从长远与全局审视，它们则是社会肌体健康运营的保证，是政府公共保障能力提升的标志，更是一个国家隔离与阻击巨大公共卫生灾害的强有力屏障。有了它们的护佑，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就会更有临危不惧与大难不倒的底气，而不至于因灾难肆虐让民众生命与国民经济承受深度伤害与打击。

　　综上，“十四五”开局后的五年时间里，中央到地方政府完全有必要动用20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