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新冠肺炎患者都必须服用中药” 合适吗？

　　2月2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布文件称，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确保所有患者在2月3日24点之前必须服用中药。

　　对此，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称，文件属实，但其中的推荐方只供参考，各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药方，“这个协定方只是给各医院做一个参照，医生可以根据临床进行辩证施治。”但核心是中药要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在疫情蔓延的当下，中医时常进入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的讨论和实践中。中医药对于诊治新型肺炎是否具有作用？究竟该如何启示新药研发？

　　01中药抗“新冠”，怎么抗？

　　实际上，以中医药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很早的阶段便被纳入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官方诊治方案中。

　　早在1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公布了对新型肺炎的中医诊疗方案，称“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方案进行辨证论治”。

　　在此后发布于1月27日的试行第四版诊疗方案和2月3日的试行第五版诊疗方案里，中医诊疗方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病症不同阶段的用药处方也有细化。

　　在临床实践中，中医在诊治新型肺炎上是否具有作用？

　　2月3日，在湖北召开的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对新型肺炎的中轻度病人，经过中药治疗容易痊愈，中度病人向重症转化明显减少；对重度、危重度病人，可以稳定血氧饱和度、改善呼吸困难，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但是，张伯礼院士同样强调，“中药治疗不是针对病毒，更多是调节肌体的免疫状态。”谈到被热炒的双黄连时，张伯礼认为，“它是一种用来清热解毒的中药，如果没有内热的人擅自服用，还容易拉肚子。目前只是在药理学实验中发现双黄连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在临床到底怎么样，没有做评价，用它预防、治疗还没有证据。我们也不主张没有得病的人用它来预防。”

　　此次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布的文件再次引发热议，“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是否合适？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尝试中医药在新冠病毒肺炎当中的可能应用这件事无可厚非，将中医药列入指南供一线医护人员自主选择也似乎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匆匆忙忙地把未经严格验证的中医药引入疾病治疗，不管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多么高尚和紧迫，最终都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承受的健康代价”。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在谈到中医诊治肺炎时说道：“科研是支撑，所以我们很多科研的工作要做，但是不能像过去那种严格的随机对照，而是在医疗过程中观察一些新的治疗办法。我们也在考虑中医的作用，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这么做。”

　　02中医药的价值到底在哪儿？

　　在肺炎席卷全国的风浪之中，中医时常被置于舆论的焦点里。一方面，在肺炎的临床诊治实践中，中药的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而另一方面，“中医”作为一个笼统而庞大的概念，又时而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出现。

　　在严重的疫情面前，当特效药缺位时，任何有关肺炎治疗的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全民行动：在尚无任何动物模型和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证明对新冠病毒肺炎有效的情况下，双黄连依然能引发全民哄抢。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幕非常魔幻的画面：双黄连一边经受着广大网友铺天盖地的批判，一边在药店里被无奈地宣告售罄。

　　实际上，在双黄连的问题上，更值得讨论的，不仅仅是如双黄连等中医药本身是否有作用，而是中医究竟该如何更好地与现代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扮演更有价值的角色。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过程，就是中医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结合的绝好例子。在发表于《Nature》2011年10月刊的文章中，屠呦呦曾详细介绍了其团队发现青蒿素的过程。

　　为了研发抗疟疾的药物，屠呦呦团队从几千种中草药中筛选出200种有抗疟疾效果的中药，从中获得提取物。他们发现，青蒿提取物能很好地抑制寄生虫的生长，但这次实验只成功了一次，此后便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效果。

　　面对这种情况，屠呦呦团队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有关于使用青蒿减轻疟疾症状的论述。他们从中获得启示，分析出实验失败背后的原因：传统提取方法里的加热步骤可能会破坏药物的活性成分，在较低温度中提取或可有助于保持抗疟活性。果然，在使用较低温提取方法之后，提取物的活性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确认了青蒿素提取物对人体无害后，他们进行了临床对照实践，实验结果很顺利：经青蒿素提取物治疗的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而采用氯喹治疗的病人却没有这些临床效果。

　　在实验结果的鼓舞下，他们进一步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并将富含青蒿素的黄花蒿制成了纯青蒿素胶囊。由此，新型抗疟疾的药物就这样诞生了。

　　在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抗疟疾的过程里，处处可以见到中医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中所呈现出的作用。

　　从筛选中草药，到提取青蒿素，进行对照实验，屠呦呦实际上就是在传统中医的大量实践经验里，挖掘出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并使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其背后原理，以此研发出更具针对性的药物。屠呦呦团队重视传统中医药经验，同样精于现代科学研究中的数据分析与原理探究，结合两方之所长，终得以研制出具有疗效的新型药物。

　　03中药定位之难：“治未病”与新药创新的漫长之路

　　一般而言，传统中药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调节肌体和预防疾病上，在针对特定疾病的诊治上，传统中药通常不如创新药的效果显著，如前文引述张伯礼院士对中药诊治新型肺炎的判断，“中药是对症治疗，中药治疗不是针对病毒，更多是调节肌体的免疫状态。”

　　中药担任“治未病”的角色，是长期以来众多中医药学者的共识，如果对中药的认知偏差过大，反而会导致中医药学无法健康有序地发展。

　　而如何更进一步挖掘中医的价值，将中医药体系与现代医学研究进行更好地结合，也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下一步难题。

　　在1月9日开幕的第十二届健康中国论坛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建东曾发言指出，“中国原创药的突破点，是把化学和中药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以药用植物为基础提取化合物，进行新药开发，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中国创新药研制途径。”

　　2018年，全球前15大生物制药公司首次将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新药研发，在当年全球制药企业TOP50的地域分布中，美国数量绝对领先，有16家，占32%；其次是日本快速跟上，有10家，占20%；然后就是欧洲(英、德)紧随其后。

　　创新药开发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以新药上市数来衡量，中国目前处于第三梯队，对全球创新的贡献大约为2%，与第一梯队的美国(约60%)和第二梯队的国家(日韩和西欧)仍有很大差距。中国医药企业从创新跟随者到引领者，需要长期战略支撑与指引，持续不断地提升研发投入。

　　在创新药的研发上，我们依然道路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