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推荐教材产业经济学泰斗杨公朴：直面社会转型重大实践
【产业经济学泰斗杨公朴:直面社会转型重大实践】杨公朴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管理。先后出版《产业结构：上海的抉择和优化》等著作6部，主编《产业经济学》等教材11部，其中1998年6月出版的《产业经济学教程》至今已经增印26次，发行量达10.5万册。
杨公朴生于1926年，浙江余姚人。1952年7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管理系，留校任教。1958至1978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起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历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工业经济系主任、党总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投资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管理教学学会和上海市股份制与证券研究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副会长。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8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
杨公朴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管理。先后出版《产业结构：上海的抉择和优化》等著作6部，主编《产业经济学》等教材11部，其中1998年6月出版的《产业经济学教程》至今已经增印26次，发行量达10.5万册。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0项，发表论文60余篇；荣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一等奖7项。2013年列位“20世纪中国知名管理学家”。
先生治学严谨，精研勤思，逻辑缜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虚浮，不邀宠；他视野开阔，通晓百家而又兼收并蓄、推演创新，自成一个严整的体系。
先生待人接物谦和平易，胸襟宽广，与人为善，谆谆有大儒之风；他一生挚爱学术，追求真理，不慕荣利，散发着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执著与坚贞，实为晚生后辈们行为的典范、道德的楷模。
先生6岁起读书，走上教育研究这条路稍显意外。先生1926年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生意人家庭，是家中四兄弟里的老幺。哥哥们都念过书，却不济，碰上家道中落只能弃学，要么做了学徒工、要么做起乡村教师。到杨公朴读书的时候，家境慢慢好了，父亲把光耀门楣的愿望都放在他身上，希望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先生喜欢读书，但读书这件事在他这儿并没有负荷起过于厚重的抱负，即便现在著作等身、有了名望，先生也丝毫没有润色读书意愿的意思。他表示，“对那时的我来讲，读了书将来可以做更高雅的事情。加上我自己也有点上进心，希望能够学历高点，到大城市里就业，选读工商管理也是觉得将来好就业。”先生曾自谦，他读书没有伟愿，只是潜心于学海，并不知道彼岸是何处。
解放后，先生就读的上海财经学院的专业改为工业管理系。他从工业管理系毕业的那年，正值国家“一五”计划开始，国家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当时先生的同学们都轰轰烈烈地奔赴东北施展拳脚，作为学生干部，他却被学校留了下来。这对当时志在四方的先生来说，并不算是件好事。先生在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时表示：“我起初还会有情绪。”
那时刚经过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多校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学校事务繁杂，杨公朴等留下来的毕业生要先满足行政工作的需求，再考虑分配到教育岗位。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管理系系主任孙怀仁却在这时提出，系里年轻的助教少，希望把杨公朴调到系里当助教。孙怀仁的这一建议直接决定了先生以后60多年的人生轨迹。
先生早先曾回忆说：“我在大学学习期间，虽然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是缺乏实践，对实际了解不多，理性认识不深。留在学校任教后，在教学工作中，对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似乎有所了解，但也不甚了解，讲不生动、讲不深透，有时只好照本宣科。为什么？回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讲授《实践论》，说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问题，就此深感要讲好工业管理专业课，必须补上‘实践’这门课。”
1953年我国“一五”计划开始，“新中国如何进行有计划建设、企业怎样进行有计划生产”，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当时除了学习苏联的教材以外，其他一无所知，这就必须到实践中去学习。
这年夏初，先生跟随系主任孙怀仁教授到一个有线电厂蹲点调查，边学习了解，边讨论研究，边建议试行，帮助工厂建立制订计划的基础工作和基本制度，如生产定额、零件计量、劳动组织、计划程序等。前后三个多月，了解了跨三门课程的内容，增进了关于企业生产建设的实践知识，锻炼了动手能力，丰富了教学内容，初步尝到了实践的甜头。
此后，先生每个学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到工厂、车间和专业管理部门搞调查研究，共同探讨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还多次参加由政府机关、专业管理部门组织的上海工业行业改组、企业发展、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
1960年春，先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时，领导为了提高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水平，选派先生到上海市委那里进行实际工作锻炼。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生除了完成领导交办的调查研究等工作外，曾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的上海草稿起草，借此了解了我国十年来工业管理发展的全面情况、走过的弯路、积累的经验。同时结合工作，还为《解放日报》等报刊写社论、评论等文章。
先生曾打趣道：“这在以往是难以做到的，这些不仅锻炼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思考分析的能力、综合写作的能力，还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我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个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必须系统地学习理论，刻苦地深入实际，不断地更新知识，才能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经过领导单位的实际工作锻炼，1964年先生又到上海机床厂进行较长时间的“蹲点”研究。这个时候是我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后，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先生跟随厂长学习如何组织生产，怎样处理各种矛盾，改进企业管理，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等等。先生回忆：“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锻炼，又使我更深刻地看到中国工业经济的基本特征，由此也更深刻认识到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搞好工厂企业，对整个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该厂长曾对先生说：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实践是永恒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分析实际、研求、判别是非，才能有所作为。
先生表示：“厂长的这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在这段时间里，几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在理论水平、学术价值等方面都有所进步。点面结合的实际工作锻炼经历，改造了我的思想认识和知识基础，对我的研究和教学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2月，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八十年代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其核心是现代化建设；同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其中之一是“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更好、更多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管理人才，先生抓住机遇，同系里的一些老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上海十多个工业局和公司、工厂的拨乱反正、发展规划、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等，作了全面调查，形成了十多份调查报告，对锻炼师资队伍、改革教学体系、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先生不仅自己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还组织同学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学习内容，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去企业和专业管理部门调查研究，专题讨论，撰写文章，把课堂学习、社会实践、独立钻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生们反映，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加深实情了解，提高思想认识，拓宽专业知识，增进理性认识，锻炼动手能力。
先生曾表示：“我走过的路程，布满了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足迹，赋予了我知识，提高了我的认识和素质。我深感理论学习与深入实际相结合是艰苦的，但可以全面锻炼人。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这样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
1969年，先生去了东北，而这次背负的心情却跟刚毕业那会儿不同——“”中，上海一些干部要派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杨公朴就是其中一人。呼玛县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先生曾说，“那时等到天冷，踩着结了冰的黑龙江就能出国”。
在呼玛县的那些日子，先生连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楚，对他的影响可谓深远。第二年，插队的知青接到了一个任务——在当地人口中“天上无飞禽，地下无行人”的深山老林里修一条砖面公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修这条路的艰苦自不必说，没想到路真是给他们打出来了。
也是在那一年，省际人事的对接安排上出了点问题，这让先生觉察到了回上海的可能性，他抓起空当又开始学习，读了《资本论》、有关文章及未发表过的《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
这段东北的生活经历倒是为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启了一扇窗。因为专业需要，在上海时，杨公朴接触工厂比较多，但对农村的情况不太了解。在东北，他有意识地做了一些调查，心里逐渐有了一个感觉——中国农村不改革不行，农业不搞现代化不行。“当时种地就是每亩地大概30斤种子倒下去，收成就看天了。一斤种子能收两斤麦子就不错了。不科学种地不行，农民的知识水平不提高看来也不行。”
回忆这段往事时，先生曾说，对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上做的一些调查，让他补上了农业一课，使得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单单搞工业还不行。回到学校后，他就建议开设农业经济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就开始研究整个产业结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学界还鲜少有人关注。
先生也说：“我的成长过程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这从他大三时第一次走出校门，到上海自行车厂实践时就定下了基调。而后在“一五”计划起始，先生作为助教又跟着孙怀仁等教授去工厂里调研了半年，帮着工厂做了一整套计划、规程。“过去接触的知识都是书本上的，不动的，而工厂里都是鲜活的。专业调查，对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真的有很大提高。”
学术研究要为地方及中央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这是先生学术研究脉络中的“草蛇灰线”。也因此，先生做学问不会固守一套既有理论，所有事情的立足点就是能不能解决国家、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略性问题及现实问题。
先生门下讲求的都是学以致用，对于他们甚至他们的学生而言，提出问题、找出症结，只是开始，在调研的基础上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才算结束。
先生为人亲善，但遇到与发展相左的问题，便会固守己见，天不怕地不怕公开场合照样要讲。1984年，国务院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全国知名专家，上海高校里赴会的只有先生一人。会上，先生针对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在当时比较早地从战略角度提出上海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当时，上海提出“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次序，先生却感觉不妥——上海原来是个工业城市，工业水平比较高，现在不管工业，把第三产业放在前面，好像不太对。
后来，先生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做了四个课题专门探讨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三二一产业要协调发展，而且要永恒发展，上海不能离制造业而发展的观点。这项课题成果在学界受到好评，但也招致了一些不满。“当时压力很大，但后来我想，我们这个理由还是站得住脚的。第一，上海制造业不能萎缩，因为这方面其他城市还代替不了；第二，当时的工业化还是中级阶段，不能强调第三产业的大发展；第三，产业结构的演变本身有规律，第三产业要发展，必须要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人为地发展第三产业，这样缺乏基础。后来到基层调查时确实发现了很多问题，许多工厂把主要精力、资金都放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开始萎缩。我这个观点坚持了很多年，压力一直有，但我自己觉得方向是对的。现如今，上海的产业发展定位是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一些朋友碰到我讲，这下你可以抬起头来走路了。”
上世纪90年代，原来的工业经济学等专业合组新建产业经济学专业，具体做什么大家都不清楚，但先生已经有了想法：既然改成产业经济专业了，对学生就要有交代。他在之后的十年间，在全国较早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工业经济概论、工业经济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外向型经济研究等课程，并为上海财大争取了产业经济学的博士点，完善了学科体系。
那时，不少高校急需产业经济学教材，算是临危受命，先生主持的研究小组受上海市教委委托编写产业经济学教材。虽然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涉猎产业结构，但对整个产业经济并没有研究，产业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内容尚未完善，产业经济到底搞什么也不明晰。
先生曾说：“我们当时参考了一些国外内容，但国外没有产业经济学，只有产业组织学，他们一百多年来都是做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涉及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问题。过渡阶段，企业如何发展、产业结构如何调整，需要国家有产业政策进行指导。此外，中国产业结构要变，必须要有产业组织，要发展公司，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教材的内容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政策，这三方面不可或缺。在教材里，我们还将产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定为企业，这在当时比较新。”
这本兼收并蓄、自成一个完整体系的《产业经济学教程》于1998年出版，后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领域的拓宽，几经修订再版。
学科重建、教材新编，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至于人才培养也是。“老实说，我们刚进校的时候，都不知道工业经济管理是搞什么的，只知道工厂里跟这个有关的可能就是一个财务科，就是做做账。真正的工业经济管理学术体系如何，涉及哪些领域，是杨老师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要把这样一套学术体系整理出来，教给我们。而那时学习产业经济学对我们而言就好像读外语一样，一切都要从ABC开始。”先生的一位学生曾如是回忆。
对于零基础的学生，先生懂得深入浅出，用大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熟悉的例子来教学，学生们整门课上下来再去总结，会发现脑中所学已然形成了一个系统。“当时学工业分工协作理论，因为这学说也是比较系统的学说，一开始如果讲得非常学术化，可能接受起来就比较困难，杨老师运用了很多工业调查当中的具体案例以及当时企业的很多实践。让我们了解工业的细化分工是怎么回事，协作又是怎么回事。这种方法很管用。”先生的学生曾回忆道，实际上大学读书的时间相对有限，不可能穷尽这门学科所有的著作，对学生而言，除了接触理论、观点，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方法，分析问题、学习的方法，这是一辈子受益的。
“做学问，他探求本质的东西，没有花架子，讲究这件事情到底实际是什么，可以让你剥离掉所有学科方面形式的东西，直接让我们去追寻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再‘学术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系统地上过杨老师的课，就认定杨老师是自己的老师，因为杨老师可以通过几个讲座就把宏观的东西讲透，能让你的知识体系一下子完善。”
直到先生在世时，学生们还会经常登门造访先生。而且，先生基本上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很注意倾听学生们跟他反映的情况。“比如我们遇到事情是怎么思考的，怎么去抓发展，然后与我们讨论。他不是教育，只是讨论，就是润物无声，很多东西我们当时没有感觉，事后才有体会。”
先生先后指导博士研究生36名，博士后研究人员4名，指导硕士研究生和MBA学生44名。他是为人师表的楷模。他爱生如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对学生的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是严慈相济、一视同仁的爱，是润物无声、无微不至的爱。
先生以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启迪了学生为人的准则和处世的道理；他以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开拓创新的能力。执教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培育了一大批一流的专业人才和知识精英。
对于学生，先生严厉的外表下总是藏着一颗慈父的心。按学生们的说法，每个人的发展，先生脑子里都有路线图，并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一些建议。“继承了他的作风，他这一脉师生氛围很不一样，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生活、事业发展，会互相提醒，互相帮忙。”因此，先生80岁大寿时，学生为他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有200多位学生前来祝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