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不知道啥叫时尚但知道别循规蹈矩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15日报道：阔别影坛三年，张艺谋带来一部喜闹加悬疑的《三枪拍案惊奇》。上映数天，褒贬不一，有人从头乐到尾，有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加长版的二人转。尽管如此，“张艺谋”这三个字就是话题本身。而话题带来市场，截止本周一，《三枪》的票房已经毫无悬念地迅速过亿。

　　电影首映前晚，张艺谋谈锋甚健。谈话已经不止于电影本身，对商业与艺术之争、好莱坞伸来的橄榄枝、奥运期间的心路历程和后奥运时代的自我调适，他都畅所欲言。

　　采访中，我看到一个新鲜的张艺谋。他戴爱马仕的帽子和围巾，喜欢深夜看电视剧和上网，还时不时蹦出“寂寞”、“传说”等网络流行语。他看很多时尚秀，并总结出它们“就是靓丽混搭”。而对于“领军人物”，“标杆”之类的称谓，他连连摆手，笑称自己已经回归一个普通导演。他说，奥运会巨大的压力和荣耀过后，他只想凭兴奋、冲动和快感轻松地拍一部电影。而观众的笑声，是他的唯一标准。

　　张艺谋：我对这个故事最有兴趣的，是其中的阴差阳错，故事核心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改编的过程中，除了包装加了中国元素，我觉得在美学上它就是中国戏曲的《三岔口》，完全按照《三岔口》来定义这个“阴差阳错”。所以把原来稍微开放的环境，浓缩到一个面馆里，深山，荒野中的面馆，让它有寓言感。所有人物的动作，都是《三岔口》的戏曲结构，你上我下，你来我往，循环往复。让原来的故事更加具有象征性和寓言性，强调了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在犯错误，就犯在眼皮底下，但如果你是他，也会这样考虑，是必定要犯的。

　　作为导演，在娱乐观众的同时，总想说自己多余的几句废话，就是人在命运前的无奈或者荒唐。我这毛病改不了，当然老百姓看着人物、情节、喜剧，会觉得好玩。

　　《中国日报》：三枪的影像风格十分艳丽，和原作《血迷宫》的压抑阴冷南辕北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张艺谋：可能是个人习惯，我总是喜欢比较强烈的色彩，很夺人眼球的东西。我们也是二度创作，我常常很好奇，科恩兄弟回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定觉得很好玩吧。张艺谋怎么整成这样子了，完全不是它原来那样子，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有个外国导演，要改编《红高粱》，我也会很好奇，越是月风马牛不相及，越有意思。

　　科恩兄弟的作品，有一贯性的美学品质在里面，比较冷峻的基调，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感，反映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看法。到了我们这里，加上小沈阳这些流行元素，成了用嬉闹剧包装的东西，那些疏离感，冷峻感，就不需要坚持了，而是加入了自己对于色彩的处理。

　　张艺谋：我认为，中国古装片里的色彩，总是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拍到客栈，布衣阶层，都是老鼠灰，或者褐色，我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拍的小面馆，几个伙计，普通的兵卒，算是社会底层吧？我们不管，什么朝代，红男绿女，都很鲜艳，艳到极致，也是为了加强人物身上的象征性。

　　这些艳丽的色彩。后来我发现在时装界就叫靓丽混搭，它是时髦的，干吗不用呢? 我不懂这个理论，我不看时尚杂志，但我看很多时装表演，我发现他们不拘一格，而且风水轮流转。现在人们的接受程度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元化。所以越是和过去想的不一样，可能越有挑战性，越对年轻观众有刺激。啥叫时尚，我根本不知道，但我就知道，别循规蹈矩。

　　张艺谋：我自己拍古装戏，发现一个问题。谁如果要坚持那种半文半白的对白，谁都出力不落好，最后反而一大堆批评。直到吴宇森的《赤壁》出来之后，我一想这根本就划不来呀。后来我就说，好，反正这回小沈阳他们都来了，这都是一“搞”剧了，咱就该说啥说啥，只要不老说冰箱、彩电这种时髦词就行了。这样的线分钟后发现，哦！你也不让我们听那些文化词了，也就不这么看了，出来也就不这么批评了。说不定从此就解放思想了。

　　语言只是个工具，所以，我跟演员说，干脆瞎说吧。（拍腿大笑）当然，后来说了好多时髦词，又被我拿掉了很多。比如毛毛说的“现在插播广告了”之类的。用的还比较节制。因为我后来扭头一看，现在一堆这种古装剧，把很多网络流行语言加进来。我一想，“一堆”了也不行，就去掉了不少。

　　张艺谋：前面闹翻天，让人看不到故事的可能性，从那一枪开始后面转悬疑，这样的结构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很多人跟我说，导演，从剧本上读这就是两张皮。我说：“两张皮好啊！那就是三明治！”你看现在新的巨无霸，高级的三明治，里面加的就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是传统的奶酪加香肠。所以，我觉得，把两张皮贴在一起其实很好玩。（笑）需要掌握的是在喜闹转悬疑的过程中，不要让故事断气，要在悬疑中还有一声两声的笑。

　　张艺谋：我对喜剧的体会。喜闹跟庸俗隔了薄薄一层纸。一只眼睛看着喜闹，一只眼睛就在反思，常常就问自己，庸俗了吗，堕落了吗？起鸡皮疙瘩了吗？

　　喜剧是什么？我自己认为在一部电影了里面，观众笑5次，算是幽默，笑20次，可能就是喜剧了。但是这20个笑点要想都做到高级程度是非常难的。其实每个导演都想过，从剧本阶段开始，就挖空心思，反复斟酌，一直到现场拍摄、后期剪辑，都是希望要制造20次这样的笑点。所以我就说制造笑点跟养马一样，都想养千里马，但是当你养一群马的时候，自然就分成三六九等，所以没办法，这似乎也是个规律。看三枪，有高级的笑点，但也有胳肢人的笑点，也许也有起鸡皮疙瘩的笑点。这好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务，尤其是做喜剧。

　　我认为做独立性的艺术电影的时候，还没这复杂。我这想法出来了，我要拿大奖，你爱懂不懂，你就是无聊死了也活该，反正我思考的问题非常深刻。万一我不幸中一大奖，还把你的嘴堵上了，你只能说自己肤浅。当我们想取宠于人的笑声的时候，基本上离庸俗就是半步之遥。这时候你还真得豁出去，舍得一身剐，让人说去吧。当你制造了20个笑点，他一定有1/3是庸俗的，那你拍不拍？啥叫胳肢人，啥叫发自内心的笑？这个界限太难判定了。同时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领悟，不同的阶层。所以我说有观众苦大仇深，上来就认为你错了，小沈阳怎么让他笑呢？

　　所以在笑上是众口难调的，在哭上有时候也是众口难调的，但笑比哭更众口难调。所以当决定要拍喜剧，当决定要制造20个笑点的时候，我已经入了地狱了，我已经知道有1/3的笑点可能是要起鸡皮疙瘩的。

　　张艺谋：倒没有被吓着，只是一开始觉得风马牛不相及。我当然知道制片人的用意，加入流行元素，也是对票房的保证，但我当时考虑像做一个像《血迷宫》那样冷峻的悬疑片。

　　当然，我很喜欢小沈阳的表演，看过《不差钱》，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说，这个人很不错，看镜头给他的时候，他脸上的感觉，可信度非常高。但他是小品演员，可以说是丑，当你在考虑一个正剧的时候，生旦净末丑，把生换成丑，戏路子整个就变了。当时我没反应过来。后来在改编的时候，想法有了变化，我发现其实对于一个导演作品的改编，越有二度越好，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科恩会怎么看待我对他们的改编，是忠实于原著？还是完全海阔天空？我想肯定是后者，好玩，有意思，能给人新的启发。

　　从这个角度，我又重新考虑了制片人的意见。花了一个多星期，把文学策划和编剧叫一起，把《血迷宫》的剧本，一场场过，看有没有可能加入适合小沈阳扮演的主角。研究后发现，这样做可行。

　　张艺谋：太有了。他生活中很腼腆，内向。有些喜剧演员，生活中就是活宝，坐那里，浑身都是笑料，但是小沈阳相反，话不多。根本不像喜剧演员。其实我让他们加盟，没有用意让他们变个人，那样肯定失败。

　　我就是要因势利导，二人转演员，说唱逗学绝，每个人都有绝活，用他们身上的活，这些绝活是这么多年，在舞台上滚过来的，证明行之有效。喜剧还不仅看导演怎么搞，我又不是周星驰，编的东西总免不了带学究气，关键是演员的绝活，让观众喜欢。不存在他们适应不适应影视表演，反倒是让他们放开，把绝活都亮出来。导演的工作，是加以理性的整理。这样才能成功。否则对他们，对我，如果方法不当，两边都是失败，

　　张艺谋：是我最得意的。不能想象原作会变成这个样子。甭管是变得好变得坏，有人评价比原作好，有人评价比原作差，不重要，敢变成这样，这才是最有意思的，所谓法无定规。

　　张艺谋：我认为喜剧是地域性的，尤其是语言类的喜剧。我一点没有野心用这个题材去面对国际市场。比如《不差钱》，全世界都会在这个点上笑？真不是的，连港台地区观众恐怕都不一定会笑，我想还是面向国内市场吧。

　　实际上，近两年国内市场飞速发展，让很多导演定位有所改变。有的导演拍电影，为了影展，为了得奖，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那就单说，那也是一条路。

　　说到市场，今天中国电影在国内的市场，搞不好是海外的10倍。在国内7千万美金的票房，在海外有700万美金就是好收成，除非像《英雄》、《卧虎藏龙》，一个话题，中国功夫，明星包装，偶尔一下，还不是连年。

　　的大部分导演，把思维定位在中国市场，是一种进步。像我这样的，坦率讲，像我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导演，我今天都先考虑市场。现实和时代的发展，让我们转变。

　　在15以前，我是靠海外市场来养活的，现在全然不是。从往后10年，中国电影市场更是飞速发展，再过5年，也许要不了5年，一部中国电影有1亿美金的票房，恐怕一点都不夸张。

　　张艺谋：一定不能扬文抑商。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电影创作人员，都有文以载道的习惯。如今分析市场，大家都知道未来的10年飞速发展，有多少银幕，影院。坦率讲，最核心的还是创作队伍的建设，中国需要商业片导演为主。

　　不是拍艺术不好，但要以商业片为中心，然后多元化，各种类型的电影，这才是完整的队伍。应该建立自己坚挺的商业片年轻编导的队伍。商业片只是个类型，仍旧可以承载各种元素，拍得非常高级。素质的提升，队伍的建设，是我们抵御好莱坞电影侵略，保护本民族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商业片导演的发展，从我个人经历看，常常是被打压的。

　　我拍《秋菊打官司》，好样的，有人文精神，拍商业片，好坏还没看呢，只要你拍了，就堕落了，失去深刻性和文化底蕴了，基本是这个语境。很难有人站起来大声疾呼，我喜欢拍商业片，很难。拍小众电影，一得奖，黄袍加身了，全世界都说好，自己立马也觉得任重道远，天降大任于斯人。其实文化的传承，价值观，是个宏大而长远的命题。当下要活得好，当下要干啥，才重要。抓个商业片导演的建设队伍，难道中国电影的文化从此就堕落了？不是这样的。我做奥运会开幕式，特别有体会，中国5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根本不可能中断。今天国内的电视剧做得很不错。基本不依赖日韩、港台，谍战剧，古装剧，家庭情感剧，收视率都很好。

　　张艺谋：我是闲不下来。确实精力比较旺盛，睡觉少，是长期的锻炼，是坏习惯，不值得提倡。工作之外，不是也天天工作到深夜，但确实是深夜或凌晨才睡觉。看书、看碟、上网、滚电视，反正就是要把自己熬到凌晨四五点。所以好多流行事物我也知道，工作人员很惊讶，说导演你还知道这事呀，其实我没事就网上转，报纸上看看，当下热点的社会信息我基本都了解。

　　张艺谋：我觉得网络就像个博物馆，有兴趣的东西就记住。那两句网络流行语，“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我喝的不是水，喝的是寂寞，”年轻人喜欢，这些东西没法用传统道德去评价，专家学者坐这儿说半天，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流行。

　　现在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两句词用在小沈阳身上很贴切，我觉得他就像个传说，一夜爆红，那么火，他身上各种争论，包括这次演三枪。张艺谋用了小沈阳怎样了，是堕落，还是提升，有各种说法，很有意思。

　　张艺谋：电视剧、新闻、专题各种都看。要不怎么知道闫妮，有段时间好多台都半夜三四点播《武林外传》，我怎么看的《潜伏》，都是半夜两三点钟重播，也不知道从哪一集开始，孙红雷跟几个人勾心斗角，好看！不知不觉，连看了三四集，哟，都天亮了。后来，我就去了解编导好的背景，发现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很有才华，很了不起，我没这个本事。写故事我就很笨。

　　张艺谋：她和几个同学，纽约大学导演系的，都在我这里实习。初剪不错，省掉我很多力气，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你会觉得，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如今，看电影和搞电影的主力军，应该都是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年纪的，还在这儿谁拉弹唱，是不正常的。至于以后怎么发展，还是看她自己吧。

　　张艺谋：我对科幻片一直很有兴趣，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故事。还有当然也需要财力，因为美国人是全球市场回报，所以他们可以一两亿美金往下砸这个东西。科幻片主要是靠数字技术，在电脑上花一千万和一个亿完全两个概念。如果我们拍的线万美金就不得了了，但这个投资在好莱坞就是小儿科。所以，如果收不回投资的花，中国永远都不会有第一流的科幻片。我们可以有第一流的科幻片观念，但是你达不到他们的视觉效果。今天的年轻人很重视觉，观念在其次。如果视觉不那么惊世骇俗，哪有《2012》啊？这都需要财力。

　　我觉得今天全世界都没法跟好莱坞科幻相比。你看法国、意大利，这是电影老牌吧，比咱们国力雄厚吧，但他们也拍不过好莱坞。就是因为好莱坞是全球市场回报。这是商业规律，市场回报而决定了投资，投资决定了科幻片的质量。科幻片基本上可以是一个幼儿级的故事，但是要加上炫丽无比的视觉，还有气势磅礴的音乐，就棒极了。我只能遗憾，现在科幻片对中国电影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张艺谋：如果要合拍，就得拍讲英文的电影。十几年以前好莱坞的制片人就来找过我，《英雄》之后有一堆人都来找我，让我拍讲英文的片子。我都看过了很多这样的剧本，他们劝我说：导演，语言只是个工具，如果你这个片子讲英文，马上全世界可能就是3亿人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不是我坚持民族主义，不过我就是觉得，如果你们讲英文，我就导不了了。你们讲英文，我就不能判断演员的表演哪一条自然，准确。比如我下一部片子，《金陵13钗》，有一部分是讲英文的，但还好是一部分，如果是全部，我就没法整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导演，不懂英文，拍成功一部讲英文的电影。除非你想从一流导演变成三流导演，那何必呢？所以也就算了。

　　要想有全球票房，除了要讲英文，还要有好莱坞的一整套营销策略，你必须彻底上他的船。但我感觉，我到那儿就是个二、三流导演，不是我谦虚，因为我不懂语言嘛。哪怕就再好的演员，拍三遍戏，也一定有一遍是最自然的。如果是导演母语的时候，你马上可以判断那一条好，不是母语，马上就含糊。如果最细节的表演你都不能准确判断，怎么刻画人物呢？再举一个例子，咱就说香港演员。我觉得，香港这些大明星，演的最好的都是粤语片。因为他们说粤语就特别从容，尽管现在大家都加紧练国语，说的都不错，但你看有谁演的成名作是国语片了？坦率的说没有一个。规律决定了导演用母语创作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的能力。像李安这样的，在全世界都算是异数，这哥们两头都能打响，太难了！

　　张艺谋：其实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拿奥运会开幕式举例。我深深地知道责任重大。全世界都知道开幕式错不了，以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都知道你在开幕式上要展示这个文化，而且会展示的美轮美奂，全世界都做好思想准备了。但当全世界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以什么方式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是颠覆了我们美学教育中内容大于形式的理论。作为开幕式的总导演，我就必须担起这个责任，没有退路。

　　很多技术问题很难攻克。我很庆幸，最后坚持下来了，获得了成功。你知道全世界为什么惊讶？他惊讶就惊讶在古老的中国能够用如此现代的方式表现自己。中国人把高科技的方式用的这么好，他们折服了。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也许在我们这些导演身上，这些所谓的代表人物也许有这份责任，但是毕竟和做奥运会开幕式导演不同。因为奥运会开幕式是唯一的，毫无疑问我得举着责任做，但奥运会结束，我认为我应该让自己放松下来，做一个普通人。在中国导演的大盘子中，你可能看我是代表人物，但是无数无数的大盘子中，我只是一个普通导演，我真不想举着这么大的责任做事情，如果那样，每一部新作品都要反复开研讨会，而且当只为责任而做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冲动了，没有自由了，我不想这样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的选择，做《三枪》也好，《英雄》也好，哪怕我是即兴的临时的突发性地做一个贺岁片，我还是想保持我自己的一份兴奋、一份快感，对没做过没尝试过的事情保持一份。我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如果说我是大牌，肯定还有比我大牌的，如果说我是代表，肯定还有比我更代表的。中国电影还有漫长的发展道路，要一代一代导演的努力。所以把自己还到普通人的心态上，我也许还能拍点东西，如果要把自己现在就搁到这个代表人物的位置上，肩负着某种历史责任感的话，我就啥也干不成了。（中国日报记者 刘玮 编辑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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