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古铸今 革故鼎新

　　中华文明具有不断革新的精神，不断地调节、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华文化的定力、韧性和广泛吸纳的能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研究传统文化应该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促使中华文化这株大树长出新的枝叶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注重实效。最能吸引和感染外国民众的，乃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互补的部分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传统文化事关一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自尊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谈几点认识。

　　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北大36位教授，共同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中华文明史》。这部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总体性梳理，并着重描述了那些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主编之一，我在编撰过程中不断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前文化发展的启示。

　　在世界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而且延续至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具有不断革新的精神，不断地调节、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华文化的定力、韧性和广泛吸纳的能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从思想的层面看，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革新的道理。《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部经典《周易》中，“易”可释为“变易”，即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其第四十九卦“革卦”，“革”的意思是“去故”，第五十卦“鼎卦”，“鼎”的意思是“取新”。“革故鼎新”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从制度的层面看，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不断的革新，例如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就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革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推动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宛如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涨或落，或直或曲，变动不居。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

　　科技要自主创新，文化也要自主创新。复古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对待传统应该采取自信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挖掘整理，使之转化为当代的资源。例如自强不息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忧国忧民的情操，止于至善的态度，敬业乐群的意识，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通过修身养性以达至高尚人格的追求，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准则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大力弘扬。此外，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熔古铸今，借以育人、资政，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就以我的专业来说，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应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留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多了一些借鉴意义。

　　研究传统文化也应该有当代眼光。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传统文化应该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促使中华文化这株大树长出新的枝叶。在这一点上，学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是统一的。

　　如今，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到群众中去实践，在群众中得到检验、找到知音，应该提高与普及兼顾。只有与当代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我先后参与组织编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书，所选的作品和书籍既要是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说为大众所接受，为的就是激活典籍，使之从学术殿堂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以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在当前流行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局面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帮助读者潜心阅读经典，理解中华文化精髓。

　　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我在主持北大国学研究院和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工作，组织《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和多语种外译，筹划《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与海外汉学家联合创办英文学术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应加强当代学术著作的外译工作。把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著作，有计划、有选择地译介到外国去，这固然包括中国古代的经典，譬如《老子》、《论语》、唐诗、宋词、《牡丹亭》和《红楼梦》等，还应包括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优秀论著，使世界能够完整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和最新成果。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其应对当前世界各种危机的意义，介绍给世人，并以关乎人类命运的话题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吸引世人。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注重实效。中华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落地，并进入国外的主流社会，要充分考虑外国受众的习惯，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吸收接纳。与此同时，要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使中华传统文化走进普通人的家庭。编写一些普及读物，让国外的普通读者了解中国人的崇尚、操守、美感、趣味，从中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我在国外讲学时强烈地感受到：最能吸引和感染外国民众的，乃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互补的部分。

　　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是一种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交融和创新。交流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交流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不同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就越能显示自己。还要看到文明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显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应当创造条件促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特色逐步形成。

　　无论是引进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还是走向世界，都是我们自主的意识和行为。回顾历史，汉唐人的开放胸襟与宏大气魄，即鲁迅称之为“闳放”的那种态度，便是自主性的很好表现。今天，我们有条件做得更好。中华民族必将抓住历史机遇，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