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督学的酸甜苦辣

　　即便面对一群教育记者，现年61岁的国家督学杨国顺还是特地准备了一套普及督学工作的PPT——因为督学这个专业名词，实在很少有人“懂”，也很难让人提起兴趣来：“不就是监督学校怎样办学吗？走个过场而已，学校应付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督学接触到的，往往是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教育系统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否到位？就近入学政策能否落到实处？

　　国家督学这个岗位，每3年轮换一次，如今已经进入第九届，全国共有159名教育一线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者在列。

　　但公众和舆论对于教育督导工作，却知之甚少。国家督学的聘任，每届都会在媒体上公开公示，但这些消息却从未引起过太大反响，没有讨论、没有争议，与之相关的新闻几乎没有。

　　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往往被公众低估——他们要靠火眼金睛发现教育问题。

　　中国财政史上的“创举”首次由教育督导部门完成

　　2007年的一个周一，上海某区的财政局长一大早就等候在时任上海市教委督导办主任杨国顺的办公室门口。过去的3天，也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他没有一天晚上睡得踏实。

　　他所在的区县，因为没能完成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是指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要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目标，而成为上周末的媒体头条。沪上各家媒体都在周五这天发布了“黑名单”——当年，共有6个区县没能完成教育经费总量的“三个增长”，其中4个区县连义务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目标都没能完成。

　　“三个增长”的说法，源自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但是，20多年来，“三个增长”不到位的情况比比皆是。尤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财政经费较困难地区，甚至出现过为了应付检查先把钱打给教育局，事后再由财政收回的情况。

　　2007年以前，各地“三个增长”是否到位的信息，几乎不向社会公开。但在上海，这种不透明的做法率先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那位区级财政局局长在这一消息公布的当天，就接到了区委书记和区长的来电。他压力极大，专门从上海郊区跑到市教委来协调并作解释。杨国顺说，2007年以后，上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坚持每年公布“三个增长”情况，而该区县在此后每年的财政保障上，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是全市郊区中最好的一个。

　　这次“晒黑名单”行为，被媒体称作“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创举”——首次由一个教育督导部门公布财政经费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