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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建纬观点 论逾期竣工案件中“计划竣工日期”之确定——以竣工日期“补充协议”为实例的展开　　蒋烽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部资深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同时兼任宁波仲裁委员会第六届仲裁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调解中心调解员，绍兴市新昌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专家；执业以来专注于不动产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服务，已为包括住宅、商业综合体、厂房、教学楼、物流仓库、桥梁、商场、公租房商业模式简析、酒店等业态在内的众多项目提供了包括收并购、合作开发、施工、销售、索赔与反索赔等服务

　　原标题：建纬观点 论逾期竣工案件中“计划竣工日期”之确定——以竣工日期“补充协议”为实例的展开

　　蒋烽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部资深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同时兼任宁波仲裁委员会第六届仲裁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调解中心调解员，绍兴市新昌县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专家委员会专家；执业以来专注于不动产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法律服务，已为包括住宅、商业综合体、厂房、教学楼、物流仓库、桥梁、商场、公租房商业模式简析、酒店等业态在内的众多项目提供了包括收并购、合作开发、施工、销售、索赔与反索赔等服务。

　　王美舒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手续办理中）商业模式简析，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晨晖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法、房地产法商业汇票名词解释，在《法律科学》、《政坛》、《法制日报》等法学类期刊、报纸发表文章数十篇。

　　法律语词是由日常用语凝结法体系所需维护的权利、利益而形成。[1]法律语词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日常用语的模糊性。[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中的“竣工日期”一词即为一例。为明确“竣工日期”的概念内涵，在合同文本层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从2013版的版本开始就对竣工日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释义，依据示范文本第1.1.4.2条的约定，竣工日期依据包括计划竣工日期和实际竣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实际竣工日期按照第13.2.3项〔竣工日期〕的约定确定。而在司法解释层面，早在2005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为解决承发包双方对实际竣工日期的诸多争议，还专门单设一条即第十四条就此问题予以了明确。

　　但相关规范在纷繁复杂的施工活动面前，仍有“捉襟见肘”之时。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出发商业汇票名词解释，竣工日期可分为计划竣工日期与实际竣工日期。动态履约过程中，按实际竣工日期与计划竣工日期之间的时间差，两者存在三种关系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即实际竣工日期早于计划竣工日期、实际竣工日期刚好等于计划竣工日期以及实际竣工日期晚于计划竣工日期。在实际竣工日期晚于计划竣工日期的情况下，就存在竣工延误的情况。实际工程开展中，发包人不会在计划竣工延误情况甫一出现，就要求承包人承担逾期责任，而是催促承包人加速赶工，以期尽早竣工。此时，承发包双方往往会明确一个具体日期，作为计划竣工逾期后的竣工日期。对这一日期的明确方式，常呈现三种形式：其一是发包人的单方指令，如“要求承包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必须竣工”；其二是承包人的单方保证，如“承包人保证将本项目在某年某月某日竣工”；其三是双方协商明确，如“双方进一步明确本项目在某年某月某日竣工”。原计划竣工逾期后再次明确的竣工日期，应认定为发包人的履约催促，还是认定为承包人的单方允诺，抑或是合同变更后的新计划竣工日期，都无法依相关规范进行简单判断，而需根据个案情况做区别对待。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承发包双方往往会形成名为《补充协议》，而内容为“承包人保证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全部竣工……”（单方保证）的书面文件。此时又应如何认定“计划竣工日期”？

　　2014年2月22日，就承包人承建某商务大厦幕墙门窗、外墙保温系统、外墙涂料工程（下称“本工程”），承发包双方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称“《施工合同》”）。按约，本工程合同工期为150日历天，开工日期为2014年7月15日，完工日期为2014年12月15日商业模式简析。

　　履约过程中，本工程实际开工日期为2015年1月15日，实际竣工日期调整为2015年6月14日。但在发包人按约付款的情况下，承包人未能如期竣工。为此，发包人督促承包人在2015年8月底全部完工，然而未果。之后，发包人又多次催赶进度并与承包人在2015年9月1日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承包人保证在2015年10月1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并保证达到验收标准，确保所承建的项目能一次性验收合格，如不能按期竣工，影响甲方房屋交付，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本补充协议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承包人仍未能在2015年10月1日前竣工而是迟至2016年11月1日才竣工。

　　就本工程计划竣工日期如何确定，双方产生了争议。争议主要在于，双方对《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产生了不同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该《补充协议》是双方合意的表现，其内容已变更了《施工合同》中的计划竣工日期，变更后的计划竣工之日为2015年10月1日，竣工日期延误的起算之日为2015年10月2日；另一种理解则认为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补充协议》是承包人在发包人多次催促下，形成的单方承诺，其内容并未变更计划竣工日期，计划竣工之日仍为2015年6月14日，竣工日期延误的起算之日为2015年6月15日。

　　在地产项目的开发施工活动中，发包人与承包人根据工程量、各类影响因素（天气因素、政策因素）预估工期，并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竣工日期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在竣工日期确定后，作为发包人的开发商又会与购房者约定交房时间。竣工逾期通常源于三方面原因：

　　（1）若竣工逾期的原因中，较多属于发包人，发包人通常会与承包人进行协商。发包人此时形成“补充协议”本意为展延工期，且认同“补充协议”中新商定的“计划竣工日期”。承包人此时本意也为展延工期至新“计划竣工日期”。

　　（2）若竣工逾期的原因中，主要为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因素，如施工项目所在城市为环保达标禁止所有施工活动，发包人通常会与承包人沟通原因，保存证据，并与承包人协商。发包人此时形成“补充协议”本意为展延工期，认同“补充协议”中新商定的“计划竣工日期”，并意图以此作为应对购房者逾期交房诉讼的证据。承包人此时本意为展延工期至新“计划竣工日期”，并意图确认因该等原因所致的逾期不归责于自己商业薄的簿读音。

　　（3）若竣工逾期的原因，主要属于承包人一方，发包人在用尽所有催促手段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发包人会通过书面文件“施压”，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或是要求承包人出具“承诺书”。此时的“补充协议”，更多表达了发包人最后的忍耐期限，意在提醒承包人加快工期。承包人在此类“补充协议”中，也未必认可新“计划竣工日期”，而是意图将其当作继续延期和免责的手段。

　　在前两种归因情形中，承发包双方更倾向于通过商谈、会议的方式形成工期展延的口头约定，或形成相关会议纪要。即使形成书面约定，其意思表达形式，也与最后一种归因情形中形成的书面文件有不同的形态。

　　（二）“补充协议”中的风险分配形态1. “竣工日期+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责任”的“补充协议”

　　当竣工逾期归因于发包人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其他外力因素时，双方对影响工期因素清除后，常根据工程经验及发包人交房时间，协商确定新计划竣工日期，并约定新的逾期扣款日期。一般表述为“双方经协商约定/承包人保证于X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并保证达到验收标准……如承包人不能按期竣工，则按原施工合同第X条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责任”。在此类“补充协议”签订前后，发包人与承包人所承担的风险类型、承担风险的方式并未改变，若未能在新计划竣工日期前竣工的，仍由承包人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违约责任的风险；“补充协议”签订后，发生的变化仅为风险承担确定的时间点。

　　当竣工逾期归因于发包人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其他外力因素时，双方尚未清除影响工期因素，但出于明确责任的目的，双方也会签订“补充协议”。一般表述为，“因某某原因，导致某工程未按约定日期竣工。双方经协商约定/承包人保证于X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并保证达到验收标准……”。在此类“补充协议”签订前后，发包人与承包人所承担的风险类型、承担风险的方式并未改变，若未能在新计划竣工日期前竣工的商业薄的簿读音，仍由承包人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违约责任的风险。如到达约定日期，工程依约竣工，则双方皆免于承担风险。如到达约定日期工程仍未竣工，风险确定的时间点变为一个“敞口期”：此时影响工期因素若已消除，则形成“竣工日期+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责任”的“补充协议”；若影响工期因素尚未消除，则存在形成新的“竣工日期+逾期原因”的“补充协议”的契机。

　　当竣工逾期归因于承包人时，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通常表述为，“双方经协商约定/承包人保证于X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并保证达到验收标准……如不能按期竣工，影响甲方房屋交付商业汇票名词解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双方在此类“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逾期扣款日期，而是约定一旦逾期，承包人承担因影响交房造成的所有损失。这类“协议”实际上改变了发包人与承包人的风险分担。“补充协议”签订前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由承包人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违约责任的风险。“补充协议”签订后，如到达约定日期，工程依约竣工，则承包人免于承担风险。如到达约定日期工程仍未竣工，则所有风险全部由承包人承担。按照前述对双方意思的分析，此时发包人意在加重承包人的风险负担，因此并未免除发包人追究承包人违约责任的风险，也并未改变风险确定的时间点。而承包人也想以增加自身风险的方式换取发包人的信任，以及更多的施工时间。

　　根据“补充协议”中双方意思类型，及不同意思类型下形成的协议形式与风险分配模式，可以将竣工日期“补充协议”类型化为作为合同变更条款的“补充协议”和作为附条件生效合同的“补充协议”。

　　在约定了“竣工日期+按原施工合同约定承担逾期竣工责任”的“补充协议”中，根据工程经验及发包人交房时间，双方理性约定了新竣工日期。这一“补充协议”除履约时间变化外，其他风险分配均沿用原施工合同内容。此时，应援引《合同法》第77条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补充协议”是双方对竣工日期、逾期责任协商一致的体现，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补充协议”签订后，逾期工期应以该协议变更所确定的“计划竣工日期”为起点计算。

　　对于约定“竣工日期+逾期原因”的“补充协议”，则应综合《合同法》第77条与第78条规定进行效力解读。此类“补充协议”中，对竣工日期的重新确定，应适用《合同法》第77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以“补充协议”的书面形式变更了原施工合同中的竣工日期。但此类“补充协议”中，并未确定承包人的逾期责任，则可依《合同法》第78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推定承包人仍以原施工合同中逾期责任形式承担风险。由此，“竣工日期+逾期原因”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逾期工期应以该协议所确定的“计划竣工日期”为起点，责任形式仍依原合同。

　　约定“竣工日期+承担一切损失”的“补充协议”，则需依《合同法》第45条进行解读，该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双方首先重新约定了风险分担方式，即出现违约情况后，由承包人承担全部损失。在新风险分担方式之下，承包人负担过重，双方由此设定了触发条件，即新约定日期到达后仍未竣工。

　　回到本文最初提及的案例，“承包人保证在2015年10月1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的内容是一种附条件生效的行为商业薄的簿读音，即如果承包人在2015年10月1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的，则计划竣工之日就变更为2015年10月1日；反之，则计划竣工日期未变更。由于承包人未能在2015年10月1日前竣工，已不符合计划竣工日期变更的条件，故，计划竣工日期并未变更。

　　需要注意的是，对本文最初提及的案例，有观点认为：“承包人保证在2015年10月1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的内容在法律定性上属于典型的单方允诺，该内容虽体现在《补充协议》中，但仍无妨为单方允诺的定性。此属于协议文本中常见的“协议里约定单方允诺内容”的现象，类似的条款内容还有双方签约主体资格的保证条款商业企业都是指哪些、陈述与保证条款等。上述条款内容的共通点在于：都是以单方允诺的形式体现在协议中，仅体现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不能作为双方合意的认定依据。同理，案例中承包人的保证内容，也仅能理解为承包人单方承诺在2015年10月1日前全部竣工，而不能理解为承发包双方同意计划竣工日期变更为2015年10月1日。即便承包人确实是在2015年10月1日前将所承建范围内的工程全部竣工了，也不能认定计划竣工日期已变更为2015年10月1日。这一观点从“承包人保证”语句出发进行解释，而忽视了《补充协议》前后内容所体现出来的双方合意。而从另一个极端情况看，即使该文书为承包人的《承诺书》，即表面形式上的单方承诺，当发包人默认承包人的履约行为时，则该单方《承诺书》也会成为双方合意的《补充协议》[3]。因此，无法仅依据“承包人保证”这几个字眼，来判断该书面文件的效力。

　　实际施工活动中，施工进程常因各种原因出现拖延情况。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会在工期拖延之际，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涉与协商，其协商结果的呈现方式也会因承发包双方的主观意愿、项目类型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总结了三种典型类型的“补充协议”商业汇票名词解释，并对其效力进行了分析。但在实际施工活动中，由于双方协商意图、风险意识上的差异，会形成诸多非典型的竣工日期“补充协议”。此时，就需从合同本文及其所呈现的风险分配模式出发，在典型“补充协议”的类型谱[4]上定位非典型“补充协议”的效力。

　　[3] 江必新、何东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房地产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