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9·11”20年后，“基地”组织仍是严重威胁

中东睿评｜“9·11”20年后，“基地”组织仍是严重威胁良组词 在“9·11事件” 20周年之际，世界似乎对“9·11”事件制造者的“基地”组织已经相对淡漠，其部分原因是“9·11事件”20周年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以及阿富汗塔利班奇迹般卷土重

在“9·11事件” 20周年之际，世界似乎对“9·11”事件制造者的“基地”组织已经相对淡漠，其部分原因是“9·11事件”20周年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以及阿富汗塔利班奇迹般卷土重来的巨大新闻效应。相对于引人瞩目的塔利班以及在喀布尔对美军发起恐袭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基地”组织似乎给人偃旗息鼓的感觉。但事实绝非如此，相反，并不赞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条件不成熟情况下“建国”的“基地”组织，始终在低调行事，其分支组织仍然在西亚、北非地区潜滋暗长，这或许才是对未来反恐斗争的真正考验。这里仅以其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组织扩张略作说明。

“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阿拉伯国家转型异常困难、宗教与世俗势力严重对抗、教派冲突频仍、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难民问题严重，均构成了有利于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的肥沃土壤。而 “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其意识形态传播、组织扩张和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不断增强。

“阿拉伯之春”以来，“基地”组织仍然是全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核心，但其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多中心化和日趋分散化特征。“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逐渐转变战术策略，日益改变过去垂直领导的组织结构，转向扁平化、分散化组织结构，其分支力量活动能力日趋增强，呈现出“核心弱，分支强”的发展态势，并在中东地区形成“基地”组织分支机构、亲“基地”组织的关联机构、信奉“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个体等多层次恐怖势力，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本土化、个体化的特征。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多认为，以民众和平抗议浪潮为表现形式，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根除腐败为政治诉求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削弱了“基地”组织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并对本·拉登等“基地”组织领导被击毙后的国际反恐形势表示乐观。但是，事实表明，伴随转型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困难和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基地”组织逐步摆脱了“阿拉伯之春”初期的被动局面，并通过意识形态调整，积极利用中东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力图将“阿拉伯之春”的发展纳入“基地”组织的轨道。

“基地”组织缺席“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多认为“基地”组织遭遇了严重挫折，一位美国学者将这种挫折总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在阿拉伯政权垮台的过程中，“基地”组织并未发挥领导作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变化都是在没有“基地”组织实质性介入的情况下发生的。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参加民众抗议浪潮的埃及和突尼斯青年，还是在北约军事支持下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反对派，都未受到“基地”组织的任何实质性影响，“基地”组织在“阿拉伯之春”中被严重边缘化。

第二，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突尼斯、埃及民众抗议浪潮，以及利比亚在北约支持下的“暴力革命”，都与“基地”组织通过“圣战”推翻现行政权的主张相悖。“‘基地’组织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只有通过恐怖袭击建立穆斯林共同体，才能推翻西方支持的腐败政权。”

第三，世俗独裁者被推翻后，“基地”组织关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主张，对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转型阿拉伯国家并不具有吸引力。

第四，“基地”组织对“阿拉伯之春”的反应缓慢、滞后，在突尼斯、埃及抗议浪潮发生数周后，“基地”组织才通过网络等发布信息，做出被动反应。

第五，“阿拉伯之春”的政治理念与“基地”组织的基本价值观相矛盾，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等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针对“基地”组织的前途命运，西方出现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思想分歧。乐观派认为，近十年的国际反恐，尤其是“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和本·拉登被击毙，使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遭到严重削弱，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基地”组织的运作能力严重下降；第二，“基地”组织的保护者塔利班遭到严重削弱；第三，“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遭到致命打击；第四，恐怖主义的地方网络遭到严重破坏；第五，“基地”组织对穆斯林民众的杀戮使更多普通穆斯林疏远了“基地”组织；第六，国际反恐合作的加强限制了恐怖主义的活动能力。

悲观派则认为，“基地”组织的威胁仍然不容低估，甚至比“9·11事件”前更危险，理由包括：首先，尽管“基地”组织的核心遭到严重削弱，但“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和外围组织却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不仅致力于传播“基地”组织意识形态，而且不断招募本土的恐怖主义分子。其次，反恐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为“基地”组织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最后，“阿拉伯之春”导致的世俗化、民主化和妇女权利扩大，都遭致宗教保守力量反对，进而为“基地”组织提供新的活动空间。

实践表明，“阿拉伯之春”以来“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拉克分支不仅制造了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恐怖主义袭击，而且不断利用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招募和训练来自全球的“圣战”分子，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分散化的发展趋势。2012年7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反恐报告称，尽管“基地”组织核心受到重创，但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仍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扎瓦赫里：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轨道

事实表明，伴随时间的演进，“基地”组织为摆脱被动局面进行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调整，并突出表现为“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通过论坛、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电子杂志等现代化手段积极输出极端意识形态，力图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轨道。其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扎瓦赫里将“阿拉伯之春”视为实现“基地”组织目标的一部分。在扎瓦赫里看来，“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推翻世俗的独裁者，这与“基地”组织的目标并不矛盾，但推翻世俗独裁者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基地”组织倡导的所谓穆斯林共同体。“阿拉伯民众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伊斯兰的方向，他们揭竿而起旨在推翻涂炭穆斯林生命、妨碍伊斯兰目标实现的美国的代理人政权”。扎瓦赫里针对埃及发出的呼吁强调：“我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一个腐败的统治者已经被推翻，但腐败的统治依然存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伊斯兰的统治……最大的灾难是刚刚掌权便陷入非伊斯兰的统治”。

第二，扎瓦赫里对“阿拉伯之春”后建立的非伊斯兰政权予以强烈谴责，呼吁穆斯林民众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扎瓦赫里对革命后阿拉伯国家的选举予以了强烈谴责。他谴责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发明了一种令美国国务院、欧盟和海湾领导人满意的伊斯兰”，这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的伊斯兰”，它允许“赌博、海滨裸体、高利贷银行、世俗法律，并屈从于所谓国际合法性”，已经沦为“丧失了圣战的伊斯兰”，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已经放弃了建立合法的穆斯林政府以取代现行世俗政府的追求”。因此，扎瓦赫里敦促突尼斯和埃及穆斯林，“支持沙里亚（编注：即伊斯兰教法），重建与《古兰经》一致的伊斯兰统治”。

第三，“基地”组织试图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挑战与外部挑战联系起来，不断警告穆斯林民众在进行内部反独裁斗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反对外部敌人即西方和美国的根本目标，要继续进行反对西方的“圣战”。扎瓦赫里呼吁反抗独裁的穆斯林民众要时刻铭记，“你们的兄弟——穆斯林游击队员与你们在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我们确信所有的穆斯林都是穆斯林游击队的战友，真主希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将克什米尔、菲律宾、车臣、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祝福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的起义，我们都在与他们一起进行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战斗”。

针对如何在埃及建立“伊斯兰国家”，扎瓦赫里提出了分三步走的主张：首先，建立“沙里亚统治”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关键”。其次，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消灭收入差别，保障最低工资；最后，埃及必须“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尤其要摆脱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否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使埃及“服务于圣战主义运动”，最终解放巴勒斯坦。

总之，扎瓦赫里等“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对“阿拉伯之春”反应具有四个特点：首先，强调穆斯林应将“阿拉伯革命”视为“实现更伟大的社会正义的漫长斗争的开始”，其最终目标是重建穆斯林共同体和伊斯兰国家；其次，“基地”领袖声称“对阿拉伯民众的真实诉求有清晰的理解”，即“基地”组织支持阿拉伯民众推翻独裁政权的斗争；再次，警告“阿拉伯革命”“如偏离‘基地’组织设计的道路，将面临误入歧途的危险”，尤其是强烈谴责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的变质和蜕化；最后，重申“基地”组织将领导阿拉伯大众通过“圣战”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

“阿拉伯之春”以来“基地”组织的扩张

实践证明，“基地”组织不断根据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进行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的调整，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构成了“基地”组织的核心影响力。而转型阿拉伯国家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宗教与世俗势力的对抗、教派矛盾的激化、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的灾难性影响，也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社会环境。

2013年8月7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了题为《“基地”组织为何能卷土重来？》的文章，该文认为，“尽管美国的反恐活动严重削弱了‘基地’组织的核心，但该组织还远未被摧毁。它适应了新形势”，“‘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就是把穆斯林世界的问题归咎于西方，排斥所有不接受‘基地’组织信仰的人，同时宣称恐怖主义是对付敌人的唯一手段。这种意识形态过去主要存在于波斯湾和阿富汗。如今，它四处蔓延，西至西非，东到东南亚。在西方的反恐策略当中，有效打击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个薄弱环节”。

“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在西亚地区，在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影响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并积极利用叙利亚内战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基地”组织与来自全球的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即使是2014年6月“伊斯兰国”建立，并与“基地”组织分道扬镳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影响依然延续至今。

“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积极利用也门国内和地区局势动荡，掀起了新一轮恐怖主义活动的浪潮。2011年初，“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借也门政局动荡在也门南部攻城掠地，一度以津吉巴尔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2015年也门陷入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内战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仍然是也门东南部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基地”组织已经在也门东南部建立局部的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地方政权，并通过提供安全和服务扩大民意基础。

叙利亚形势动荡以来，“基地”组织领袖扎瓦赫里多次发布网络视频，号召叙利亚国内及周边国家的穆斯林加入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圣战”。他指出，“我们的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兄弟们，你们正在从事的战争是为了抵抗肆虐的‘新十字军东侵’，……我和我的兄弟们会站在你们一边，以一腔热血来保卫你们。叙利亚有足够的圣战者，这一事实使我们深感欣慰。”他还号召土耳其、黎巴嫩以及约旦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帮助叙利亚兄弟们与异端的巴沙尔什叶派统治集团作战”。在叙利亚陷入动荡后，在叙利亚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构成了“基地”组织的重要战略。“基地”组织向叙利亚进行渗透的最大成果是“支持阵线”的成立。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是中东剧变的重灾区，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尤其是利比亚战争导致的混乱局势和武器流散，均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传统力量，而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联系日趋密切，并在萨赫勒地区迅速蔓延，并不断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展。

“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削弱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在阿北部的活动能力，其主要活动范围已经被挤压到东部山区和南部边界的沙漠地区。但是，该组织“依旧是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威胁”。自阿尔及利亚加大反恐行动以来，“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积极向萨赫勒地区进行战略转移。“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政府倒台，更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加快在萨赫勒地区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利比亚战争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积极利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的契机进行扩张，加强了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联系。该组织还不断在萨赫勒地区建立和扩大训练营地，萨赫勒地区的贩毒集团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联系不断增强，使恐怖主义组织的融资能力不断增强。

相对于大起大落的“伊斯兰国”，低调行事的“基地”组织才是未来反恐斗争更严峻的挑战。此外，在阿富汗掌权的塔利班如何处理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也十分值得关注。阿塔到底是与“基地”组织“割袍断义”还是“藕断丝连”，甚至塔利班的部分派别与“基地”组织“暗通款曲”，都将对阿富汗安全形势和国际反恐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世界绝对不能忽视“恰似猛虎卧荒丘”的“基地”组织。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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